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的成因複雜，既有宏觀因素又有微觀問題。近期，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部署了10條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政策。其中，一些措施短期可以見效，另外一些則需要著眼長遠才能看到效果

    連續兩月低於預期的社會融資規模和廣義貨幣（M2）使得近期全面寬鬆的呼聲再度高漲：有人認為，在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貨幣政策需要繼續為市場“放水”，如全面降準、降息等，以達到降低融資成本的目的。

    上半年，通過兩次定向降準，貨幣政策改變了過去全面降準“大水漫灌式”的思路，轉而通過更加精準的定向手段服務“三農”、小微企業等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但貨幣政策終歸是總量政策，即使是定向降準，長期使用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包括數據的真實性可能出現問題，市場決定資金流向的作用可能受到削弱，更會影響準備金工具的統一性。

    過去，一談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人們往往會想到加大貨幣供應，也就是往“資金池”裏“注水”。按照供需關係理論來説，供應多了，價格自然會降低，現實卻並非如此。我國小微企業融資貴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貨幣供應量不足。1至7月，我國M2增速為13.5%，高於年初預定的13%調控目標，8月M2增速雖然略低於13%，但也在正常範圍內；8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為78.72萬億元，同比增長13.3%；1至8月社會融資規模為11.77萬億元，儘管比去年同期少7843億元，總體還是處於較高水平。可以説，貨幣供應基本能夠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

    除去供應不足的因素，是什麼導致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的成因複雜，既有宏觀因素又有微觀問題，但總體上是我國經濟結構中一些失衡現狀的微觀反映。

    在探討企業融資成本問題時，我們常常能看到“企業的杠桿率高”這一描述。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徐諾金曾給出一組測算數據：2012年我國非金融類企業部門的杠桿率為106%，2013年進一步增至109.6%。這一數值遠高於德國的49%、美國的72%、日本的99%。

    簡單來説，杠桿率高意味著企業的負債多。近五六年，我國非金融企業債務上升速度較快，債務的迅速上升帶來了持續的融資需求，融資需求加大反過來又會推高企業的負債。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當下，更有不少企業不良資産增加，風險溢價上升也使得部分企業融資成本提高。

    另一個與杠桿率相關的現象是，2007年至今，隨著國有企業杠桿率的快速上升，非國企的杠桿率與之背離，並持續下降。這就是國企、地方融資平臺等財務軟約束部門對其他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擠出”效應的印證。這些部門對資金價格並不敏感，部分低效率企業佔用了大量信貸資源，擠佔了其他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機會。

    直接融資市場、特別是股本融資市場發展緩慢，使得企業的大部分融資需求全部涌向間接融資市場。2013年企業境內股票市場融資僅為2219億元，企業對債務融資尤其是銀行貸款的依賴明顯上升。此外，與小微企業“門當戶對”的中小金融機構不足，也使得金融資源流向失衡。

    可以看出，僅僅依靠“放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更需要多管齊下。近期，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部署了10條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政策。其中，一些措施是短期可以見效的，另外一些則需要更長時間的過程。

    要從根本上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需要深化改革。正如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所指出的：中國經濟發展不能靠“強刺激”，而是要靠“強改革”，要抱定壯士斷腕、背水一戰的決心，推動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點改革，著眼長遠解決眼前問題。

    在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方面，中長期的改革方向是，推出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改革，推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發展多層次股本融資市場的同時，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覆蓋面等。金融改革也需要協調推進，包括利率市場化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可以促進社會融資的多元化和融資價格的更加市場化。加上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金融市場退出機制的建立、加強對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規範銀行理財和同業業務等，都能為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創造條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記者 陳果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