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發佈。《決定》強調，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法律制度，把賄賂犯罪對象由財物擴大為財物和其他財産性利益。

    就在此前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擬在修改貪污賄賂定罪量刑標準的同時，對行賄犯罪加大處罰力度，新增行賄犯罪條款。

    法律界人士認為，這些舉措有助於完善反腐敗法律規定，將腐敗犯罪的“全環節”納入懲治範圍，進一步強化“不敢腐”的法律震懾。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嚴懲腐敗，既拍“蒼蠅”，又打“老虎”；既查辦在位的，也處理退休的；既懲治國內的，也追捕外逃的，形成了強大震懾。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敢腐”震懾力的彰顯，不僅在於重拳頻出，將一個個貪官“斬落馬下”，更在於加強反腐敗立法，實現黨規黨紀與國家法律的有機銜接，更好地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

    “只有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才能提高反腐敗的制度化和規範化水平，增強反腐敗的可持續性，強化反腐敗的震懾力。”國家行政學院政府法治諮詢研究中心主任楊偉東告訴記者。

    然而，我國的反腐敗法律懲戒機制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一些官員貪污受賄數額不大，卻對國家利益造成嚴重損害。但根據我國現行刑法規定，在對貪污賄賂犯罪量刑時只需考慮數額，難以全面反映具體個罪的社會危害性，無法做到罪刑一致。

    又如，針對行賄犯罪，刑法只設置了自由刑，難以使行賄者“吐出”不當獲利，坐在“金山”上服刑的情況不時見諸報端。而立法方面的寬宥，也使得對受賄、行賄的懲治存在明顯的“剪刀差”，導致打擊行賄犯罪失之於寬、失之於軟，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此外，兼職取酬、吃空餉等問題，在當下僅僅屬於紀律約束範疇，在國家法律方面尚處“空白地帶”。

    有分析指出：“黨紀與國法之間還存在一些縫隙，一些反腐敗法律規定不僅滯後於時代發展，在解決現實問題方面力不從心，其嚴肅性與約束力也遠遠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影響著‘不敢腐’法律震懾的彰顯。”

    時移世易，變法宜矣。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全會提出，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做到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時隔一日，十八屆中央紀委第四次全會召開。王岐山同志指出，確保到建黨100週年時，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並強調要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有機銜接。

    方向已經明確，關鍵在於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僅4天，全國人大常委會便開始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擬刪除五千、五萬、十萬等具體數額標準，以概括性數額和情節為貪污賄賂定罪量刑；對多類行賄犯罪規定處以罰金刑，嚴格對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增加向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等關係密切人員行賄的犯罪處罰規定。這些舉措有助於使打擊貪污賄賂的司法實踐更加科學，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打擊力度。

    專家認為，“不敢腐”法律震懾效應的形成應具備三個要件。一是懲戒要有確定性，即有腐必懲、有貪必肅；二是懲戒要有嚴厲性，即實現罪刑一致；三是懲戒要有及時性。

    當前，在高壓反腐態勢下，仍有一些黨員幹部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塌方式腐敗”，令人觸目驚心！法律是治國之重器，黨規黨紀是管黨治黨建設黨的重要法寶。在持續保持反腐高壓態勢的同時，有關部門也應儘快行動起來，積極推動反腐敗國家立法，進一步強化“不敢腐”的法律震懾。（記者 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