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某負責人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建一個科研樓，前前後後要蓋200多個章。但這件事並不是個案，海南省一名人大代表曾經曬出一張“行政審批長征圖”，5頁紙上蓋了百餘個公章，最快要272個審批日。廣州市一位政協委員甚至描繪出一張“審批流程萬里長征圖”，詳列了投資項目從立項到驗收的漫長過程。而這一切隨著行政體制的改革步入了歷史。

    2014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天津考察調研， 在濱海新區行政審批局辦事大廳裏，工作人員介紹説，過去審批事項多，各部門審批章共有109個。現在通過減少審批、整合職能等改革，所有必要的審批集中到一起，只需蓋一個章。在李克強總理的見證下，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在一個長方形的箱子裏“成為歷史”。這實際上是去年各地各級政府轉變職能、簡化各項審批手續的一個縮影。

    2014年，簡政放權成為國務院和各級政府的“重頭戲”，國務院分多次下放和取消審批項目多達約300項，截至2014年年底，國務院累計取消和下放超過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國務院簡政放權和職能轉變的重大舉措，為地方政府層層取消各種審批和權力下放，起到了表率和標桿作用，各級政府去年也把簡化審批手續和轉變政府職能作為深化自身改革的重點。

    簡政放權成為2014年行政體制改革的最大亮點。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説, 去年的簡政放權已經到了傷筋動骨的程度，體現了壯士斷腕的決心。

    汪玉凱：2014年的簡政放權是在2013年的基礎上推進的，以簡政放權和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為改革的抓手，來推動行政體制改革，釋放社會活力。到2014年應該説改革力度不減，在某種意義上講力度還更大，因為越往後改革難度越來越大，很多行政審批許可項目，都是到了傷筋動骨的階段。所以如果説沒有壯士斷腕的巨大勇氣，是很難推動的，改革就是要靠政府執行力，要靠各個部門，共同來推進。2014年的改革進一步深入，這種深入具體表現在將審批權取消、下放，這時候省、市、縣這幾級政府的落實能不能到位，就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環節。

    展望2015年，汪玉凱認為,今年的行政體制改革將繼續深入推進，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要進一步簡政放權。

    汪玉凱：2015年的改革仍然是任重道遠，因為行政體制改革面臨的困難確實是比較艱巨的，我們面臨一個深水區，要啃硬骨頭。2015年我覺得主要來講還要進一步清理各個部門保留下來的行政審批、行政許可，有一些還要進一步下放，關鍵是一些傷筋動骨的、代表核心利益的要進行重新審視。從地方來講，我認為地方責任更大了，現在已經把一部分權力下放到省裏，省裏不能把這些權力都攥在自己手裏，你也要權力下放，可以下放給市，下放給縣，所以這種承上啟下的改革非常關鍵，這方面的改革我認為2015年的任務會更大。

    截至2014年年底，國務院累計取消和下放超過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推進改革後，各級政府如何適應職能轉變新要求，把該放的事堅決放開，把該管的事管住、管好？政府職能轉變的新成效又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怎樣的新活力？下面請進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的時候表示，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1/3以上。這意味著，最遲在2017年年初，需要總計減少560項國務院各部委的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如今時隔不到兩年，已經完成了700項行政審批項目的取消、下放，這種提前超額完成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任務，體現了怎樣的魄力和決心？

    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應該説這確確實實體現了中國政府堅決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推進政府轉變職能這麼一個堅定的決心和明確的方向，我們要通過發揮市場的活力來推動社會主義的發展。那麼如何把市場的活力充分發揮出來，充分釋放出來，我們就要通過政府簡政放權達到這個目標，那麼簡政放權也是我們的政府轉變行為模式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所以我們説這兩年來政府簡政放權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都取得很大成果，也讓大家深深感受到政府轉變職能的決心和力度。

    簡政放權並非一放了之，而是要讓“管”和“放”兩個輪子同時轉起來。政府從大包大攬中跳出來後，重心轉向監管和服務，一方面妥善制定了宏觀規劃和有關政策，一方面不斷提高自身的辦事效率和服務水平。在減少事前審批的同時，如何強化事中事後監管，防止一放就亂？

    辛鳴：其實過去政府進行事前行政審批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它是政府進行經濟管理和促進經濟發展很重要的方式，現在我們把這種方式給消減之後，我們怎麼辦？不能説政府當甩手掌櫃，這時候還必須把它該承擔的責任承擔起來，那麼責任是什麼，我們從過去事前的審批，改為事中和事後的監管和服務，這就意味著政府行為模式重大的轉變。就像有些領導講的，過去我們是看著文件劃圈，這個方式很簡單，但是現在我們要走到生産環節、産業發展的現實中去，進行監管和服務，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和挑戰，這個我們必須得做，如果我們不做到這一點，就會出現我們剛才所説的，沒有審批了，經濟發展的秩序混亂了。

    權力審批，不僅浪費了行政資源，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更制約和限制了人們的觀念和各種創新，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這種改革也“削弱”了部門權力甚至部門利益，今後要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會遇到哪些困難和障礙？

    辛鳴：其實難點現在來看就是兩點，第一點就是政府這種管理經濟、發展經濟的方式需要轉變，剛才汪教授講，目前的審批改革可謂“傷筋動骨”，我更想把這個詞改成“脫胎換骨”，我們要通過削減行政審批，讓我們的政府徹底以一個新的面貌、新的形象，新的方式為中國經濟發展服務，但要實現這一點，對我們政府人員的能力、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如何儘快從“會審批、會監管”轉變到更高層面的“會服務”，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第二就是我們所説的，確實這幾年來行政審批過程中有很多的部門利益，那麼對這些部門利益我們一定要以“自我革命”的決心和力度把它打掉。我們同時要看到，過去這些行政審批不僅僅涉及部門利益，更多的時候，涉及到産業佈局、産業導向、産業安全等這些大的利益模式，如果我們能夠通過轉變行政審批方式來對這些利益進行重構，使之更合理，那麼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