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月１８日電 年關將至，多地再現農民工“討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討薪命喪派出所”事件未消，山東濟南、湖南武岡等地農民工討薪事件再起。

新華社多路記者近日赴遼寧、山西、河南等地採訪了解到，由於經濟增速下行、房地産市場遇冷，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正成為當前討薪矛盾多發地區。

一邊是國家和地方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法規不斷出臺，一邊為何農民工“年年幹活年年欠、年年討薪年年難”？

層層轉包加層層拖欠，農民工處於“生物鏈”最底端

記者採訪發現，與往年相似，今年農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産等工程建設領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為當前討薪的“重災區”。

究其原因，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三四線城市和小城鎮成為農民工的重要輸入地。與工程審批、工資保障等制度都比較完備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構建起規範、完善的監管制度，所以農民工欠薪問題驟然增多。

我國相關法律要求，工程項目必須由具備相應資質的建築企業承建，但在實際運行中，個人承包卻大行其道。河南省一位建築勞務公司負責人介紹，一些關係戶只需繳納一筆佔工程造價２％－５％的挂靠費，就能借用建築公司的資質從開發單位承攬工程，然後他們再層層轉手分包。

山西省長治市總工會副主席李燕説，建築施工領域工程轉包、分包現象普遍，致使債權關係複雜。“由於層層轉包，導致責任主體分離，農民工和用工單位事實上不存在勞動關係，即使跟包工頭，也往往是口頭合同，提供不了正規的勞動關係證明。一旦某個環節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形成工資拖欠。”

在層層轉包加層層拖欠中，農民工處於“生物鏈”的最底端。近幾年，一些中西部地區和不少中小城市，熱衷於靠房地産拉動地方經濟。隨著樓市熱潮退去，許多開發商和承建商的資金泡沫像海市蜃樓一樣突然消退，被欠薪的農民工則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連環債”討要難，“幕後債務人”竟有基層政府

記者採訪發現，農民工欠薪問題往往盤根錯節，糾纏在建築合同的甲方乙方的是是非非裏，像理不清的“蜘蛛網”，又像嚼不動的“橡膠糖”。更讓農民工無奈的是，欠薪的“幕後債務人”有時甚至還是基層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連環債”鏈條：農民工工資被包工頭或建築承包商拖欠－－建築承包商又被上遊的建設項目企業拖欠－－許多市政建設項目企業又被當地基層政府拖欠。由於面廣量大，討薪往往陷入“死結”。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勢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財政吃緊，不少公共工程處於停滯狀態，政府成為事實上的欠薪債務人。而遼寧省有關部門的一份材料顯示，遼寧省內有的基層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現象嚴重，金額增多、期限延長。僅三家處於不同地市的民營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門拖欠市政建設工程款數額巨大，其中一家民營公司因為欠薪上千萬元，董事長已經數次被農民工堵在辦公樓裏。

“惡意欠薪”追刑責需破除“玻璃門”

２０１１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被寫入刑法修正案，但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兩者發揮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駕入刑後，嚴厲查處了大量酒駕、醉駕行為，形成極大震懾，而入刑打擊“惡意欠薪”的力度還需不斷加大。

人社部數據顯示，２０１３年全國各地移送司法的８９０件惡意欠薪案件中，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各地法院審結僅５３件。２０１４年前三季度，各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向公安機關移送了１７１８件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機關立案９４５件，佔總移送案件的５５％，一審法院審結５５３件，佔總移送案件的３２％。

遼寧安行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律師説，一些地方私下要求，一般不起訴或行政處罰開發商。某些官員和開發商的“曖昧關係”，使得勞動監察與司法銜接過程中存在“玻璃門”。

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認為，勞動保障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不暢，導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處理，無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影響了依據刑法打擊欠薪犯罪的效果。

“到法院起訴週期很長，即便法院判決農民工勝訴，很多時候也面臨著難以執行或拿不到錢的結局。”瀋陽一位負責農民工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員説，對於討薪農民工來説，贏了官司拿不到錢，只意味著又白花了訴訟費。

部門互相推諉冷漠，專家稱關鍵在於政府積極作為

相比起法制監管“不到位”，農民工對討薪過程中各部門互相推諉的冷漠更為痛心。記者採訪發現，在多數縣市，工資清欠分散在勞動監察、信訪、工會、公安、建委等多個部門，推諉扯皮時有發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初，４２名在遼寧本溪打工的湖北籍農民工反映被拖欠１１８萬元工資長達兩年之久。記者跟隨他們討薪，親歷了從區信訪局被支到區勞動監察大隊、市勞動監察支隊，最終又返回到區信訪局的“踢皮球”過程。如果不是媒體對事件進行了曝光，這些農民工很難拿回自己的工錢。

但更多的討薪農民工仍在被“推來推去”。記者了解，山西太原城外的“書林苑”小區裏，來自四川廣元的農民工邵佳喜和６６名工友，住在四面漏風的空樓裏，每天只吃兩頓飯，等著討要被拖欠的１７０多萬元工錢；來自河南信陽、６４歲的農民工黃憲委，為討要已被拖欠３年、涉及５０多名農民工的６７萬元工錢，住進位於鄭州的中泛置業有限公司的老總辦公室裏一個多月；來自遼寧朝陽的王春義，在阜新經濟開發區帶著５０多名農民工，討要被拖欠兩年的２１萬元工資……

據悉，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有許多防止欠薪的規章辦法，但因種種原因執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工資保證金制度，各地都要求工程單位按照項目總造價向政府繳納一定比例的保證金，一旦企業欠薪，政府可動用保證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在一些地方，企業找找關係，領導打打招呼，這筆錢就可以不交或少交；有的地方雖然收了錢，但由於勞動、建設等部門各管一段，“收易支難”，造成鉅額資金躺在賬戶上“睡大覺”。

此外，一些應急救助制度也難以“落地”。山西省總工會用降低“三公經費”結余和各地財政配套款，籌集到９０００多萬元的“討薪應急救助週轉金”，當發生欠薪時可以由這筆錢代發工資，後期工會再向債務人追索。不過，由於週轉金在使用過程中必須滿足諸多前提條件，給動用帶來了難度。如何讓週轉金真正發揮作用，各地還需創新一些“接地氣”的可操作細則。

瀋陽建築大學教授劉亞臣認為，現行的建築業合同將工人工資混雜在工程款中，容易造成建築商對工資款的侵佔和挪用。他建議，將工資款單列，不允許改作他用，開發單位和建築商應當在主管部門的監督下設立專門賬戶。以這種方式保證農民工工資月清月結，防止事後追討難。

劉亞臣認為，農民工欠薪問題能否解決得好，關鍵還在於各地政府部門積極作為，真正關心和切實解決百姓冷暖問題。（執筆記者 馮雷、王炳坤、孫仁斌，參與記者：孫亮全、李亞楠、雙瑞、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