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6日電 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兩提“為官不為”，引起代表委員的強烈關注和熱議。

不吃不喝了，但事也不辦了

“政府工作報告兩提‘為官不為’很有針對性。”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審計署原副審計長董大勝開門見山。

他説，回顧深化改革元年，各級政府的確“蠻拼的”，但同時也有一些領導幹部工作主動性下降，不敢承擔責任，坐等觀望求穩怕亂的“太平官”現象有所抬頭。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之後，從中央八項規定開始，對迎來送往、開會出行、公務活動連續出臺一系列規定和禁令，涉及“舌尖”“車輪”以及各種隱性福利等方方面面。伴隨工作作風、黨風政風的好轉，個別部門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從原來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變成了“門好進、臉好看、事不辦”。

“不吃不喝了，但事也不辦了。”全國人大代表楊傑説，一些地方幹部認為少做事，少冒險。

“一項審批時限20天，拖到第19天才通知——缺某某材料辦不了！”全國人大代表陳義龍所在企業的一些新技術産品，在申辦手續中因一些部門不敢嘗試、生怕擔責，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而遇阻。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工作在鄉村、家住城市的基層幹部，“天天往家跑，辦事很難找”，群眾對這種“走讀幹部”意見很大。還有一類幹部“人在基層、心在上層”，天天琢磨怎麼“拉關係、建人脈”，被稱作“走神幹部”。

“一些幹部‘走讀走神’、不在狀態，懈怠了工作，疏遠了與群眾的距離，與黨的群眾路線背道而馳。”全國人大代表于勇認為。

“為官不為”現象與“為官不易”心理相關

去年，安徽省安慶市推行城區“零擇校”；清理整頓行業協會“二政府”，159名副縣級以上幹部從協會退出；實行實名制推薦縣級職位人選制度，誰推薦誰負責。這些大刀闊斧的舉措給安慶這個原本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吹來一股新風。但同時，伴隨改革而來的一些輿論也讓全國人大代表、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一度頗感壓力。

“領導幹部要有拎著烏紗帽搞改革的勇氣，而不是捂著烏紗帽怕改革。”這是虞愛華經歷改革的最大感觸。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政策執行程度不一、一些政策落實效應呈逐級遞減、改革紅利釋放緩慢群眾和企業感受不明顯等現象。過去是“誰改革誰受益”，現在往往是“誰改革誰承擔風險”。一些基層幹部抬頭往上看的多，等待高層做決定、出措施的多，主動作為的少。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監察廳副廳長劉蓉華説：“現在確實有一些官員不作為。有的是因為本身存在問題還未暴露，沒有心情幹工作；有的是覺得自己不幹事就不會出事，幹了事就容易違規違紀。”

“‘為官不為’現象與‘為官不易’心理相關。”全國人大代表、郴州巿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雷冬竹認為，現在要求多了，規矩嚴了，感覺“為官不易”，就可能産生當“老好人”“太平官”的念頭，不敢動真碰硬，遇到矛盾就繞，遇到問題就躲，缺乏攻堅克難的勇氣，工作上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

讓會幹事的上去，不幹事的下去，幹壞事的進去

“為官不為”現象，已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

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嚴詞告誡官員：所謂“為官不易”“為官不為”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導，加強責任追究。

同一天，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召開的部門負責同志會議上也提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出實招、治懶政、求實效。

很多地方和部門，對“為官不為”者開始“真追究”。如去年10月江西南昌對3起上班時間玩遊戲、脫崗、睡覺的“為官不為”典型案例進行了通報。今年年初，最高法特別通報一起甘肅省天水市公安機關因出警過慢導致被害人身亡、最終被判賠款20萬元的“為官不為”受追究案例。遼寧省最近有145名幹部因“為官不為”被問責。

“‘為官不為’當然不行。必須要建立行政問責制，引導各級領導幹部和公務員大膽工作，勇於負責。”董大勝委員説。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綜合二司司長向東説，政府工作報告裏明確批評“為官不為”。總理既然在報告裏點到，今年就會在這方面有所舉動，會對這類幹部予以曝光和問責。

“我是從部委到基層的，感覺幹部現在有更多精力幹事，調研和現場辦公的時間比原來明顯多了。在這種情勢下，不該‘懶政’。”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説，要狠抓作風建設，對幹部的不作為加強監督。

“當務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學的幹部評價和激勵機制。注重吸納民意評價，以推進改革效果作為對幹部考核選拔的重要內容，讓‘會幹事的上去，不幹事的下去，幹壞事的進去’。”虞愛華説。（記者 顧瑞珍、熊爭艷、齊中熙 參與采寫記者：李舒、楊玉華、王菲菲、王海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