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７日電

“權”“利”捆綁何時休？
——從政府工作報告看治理“紅頂仲介”亂象

“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在各級政府部門加速簡政放權的同時，卻也有一些“紅頂仲介”悄然從政府手中接過認證、審查、評估等審批權限……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清理規範仲介服務”。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就如何治理“紅頂仲介”亂象展開熱議。

“紅頂仲介”蠶食簡政放權改革紅利

從一年收取醫藥企業贊助８．２億元的中華醫學會，到審計署去年６月公佈報告顯示：１３個中央部門主管的３５個社會組織和６１個所屬事業單位利用所在部門影響，採取違規收費等方式取得收入近３０億元……

回顧２０１４年，“紅頂仲介”一詞頻頻出現在各大媒體和中央政府文件中。在黨和政府提出簡政放權的背景下，一些被社會稱為“二政府”的“紅頂仲介”亂象顯得尤為突出。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調研發現，雖然政府不斷推進簡政放權，但一些地方和部門的簡政放權確實“走樣”了。

“‘紅頂仲介’一類是指由政府轉型過來具有審批權的組織；一類是捆綁在政府主管部門的協會，主管部門有一部分職能隱藏或者直接委派給這類協會；還有一類機構是一些主管部門退休領導在任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正中説。

代表委員表示，近年來，隨著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推進，各地政府大力減少審批事項。然而一些地方的“改革紅利”卻讓仲介機構截留。“紅頂仲介”亂象導致一些企業負擔不減反增。

“簡政放權在做‘減法’，‘紅頂仲介’卻做‘加法’。”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認為，“紅頂仲介”已成為政府部門與仲介機構形成利益鏈條關係以權謀利的工具。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全國人大代表、長春新大石油集團董事長劉桂鳳深有感觸地説：“‘紅頂仲介’現象不僅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抑制了市場經濟活力，還影響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吞噬了簡政放權的改革紅利，必須予以遏制。”

屢禁不止緣于“利益捆綁”難剝離

“環評技術服務市場‘紅頂仲介’現象突出”“文化部文藝評獎中存在‘暗箱操作、利益交換’”……今年２月份，中紀委官網“曬”出了去年對環保部、文化部等部門的巡視問題“賬單”。

為何“紅頂仲介”屢禁不止？記者採訪了解到，對一些仲介機構而言，帶上政府部門的“紅頂”就能“旱澇保收”，“查得再嚴，也想方設法另設名目來依附上政府權力‘靠山’”。

事實上，作為一種備受詬病的權力腐敗，“紅頂仲介”由來已久。這些“紅頂仲介”有的是因各地政府機構改革轉型而生且擁有變相審批權，有的則乾脆就由政府主管部門退休幹部把持憑關係攬活，形成了一個完備的利益攫取和分配的鏈條。

“‘紅頂仲介’的存在折射出政府不願意放權的現實。”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劉志彪認為，一些部門將審批權取消後，由指定的“紅頂仲介”承接，只是將審批權的“紅章”從政府部門的“左口袋”轉移到了“右口袋”。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

部分代表委員認為，“紅頂仲介”之所以屢禁不絕，根本原因就是少數地方和部門過於“任性”，不願意放權，這已經成為影響行政審批改革的最大頑疾。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張孝德直言：“一些政府部門之所以不願意放權，歸根結底還是‘利益捆綁’在一起。因為他們手上現有的權力養了一批人，甚至肥了一批人。”

摘掉“紅頂子”必須徹底斬斷公權私欲

“想要治理‘紅頂仲介’，必須進行觸動現有政府部門權力以及背後利益的改革，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政府部門徹底脫鉤，斬斷背後的利益鏈條。”劉志彪認為。

“紅頂仲介”亂象已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黨組會議指出，要消除行政審批“灰色地帶”，整治“紅頂仲介”，加快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著力剷除滋生腐敗土壤。

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所有行政審批事項都要簡化程序，明確時限，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公佈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切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

國務院審改辦負責人吳知論表示，整治“紅頂仲介”的要害點不在於仲介，而在於仲介和審批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要治理，一是把聯絡割斷，二是把聯絡公開化。

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市副市長謝雙成建議，應建立權力程序清單，即對權力運行過程進行規範，不僅國家部委要公開權力清單，省市縣的權力也應該公開，並制定時間表。

“徹底斬斷公權私欲是杜絕‘紅頂仲介’的根本所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施芝鴻建議，進一步強化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和輿論監督，建立人民群眾參與監督和輿論監督機制，從源頭上摘除“紅頂仲介”這顆毒瘤。（新華社記者：孫鐵翔、熊爭艷、吳雨 參與采寫記者：宗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