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0月22日電（記者 趙超）引領大國發展，需要大戰略與大佈局。

“十二五”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總攬全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通東中西、協調南北方、放眼海內外，努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

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秋天的白洋淀，蘆花紛飛，稻穀飄香。10月中旬，作為河北省主動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載體，保定市與13家企業和高校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共同建設白洋淀科技城。

“選擇在此落戶，既是看中這裡地處京津冀核心區的區位優勢，也在於轄區內具有優良的投資環境和科技氛圍。”曙光星雲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副總裁段剛説。

打破“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優化生産力佈局，完善城市群形態……作為重大國家戰略之一，京津冀協同發展對三地來説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落一子而滿盤活。

中國經濟是典型的大國經濟，區域發展條件差異特徵明顯，實施促進各區域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保障。

“十二五”以來，我國區域發展目標指向更加明確，戰略格局更加清晰，政策體系更加完善，支持舉措更加務實，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進一步增強，區域經濟發展呈現良好局面。

這是高瞻遠矚的重大決策，這是深謀遠慮的戰略抉擇。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作出並大力推動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區域經濟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推進與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人文相通，正在帶動國內相關地區的經濟增長；

——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啟動一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示範項目，交通一體化快速推進，産業升級轉移有序進行；

——依託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編制了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沿江綜合運輸大通道支撐作用凸顯，上中下游要素流動性增強，産業分工協作更為緊密。

“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促進了我國東、中、西部區域之間的合縱連橫，以點帶線、由線到面，打造出新的經濟增長極、增長帶和城市群，實現了國際與國內經濟發展互聯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對外開放新局面。”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説。

啟動新引擎，培育新優勢，激發新動能。隨著區域協調發展的深入推進，中國經濟版圖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

“十二五”時期，國務院相繼批復設立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甘肅蘭州新區等12個國家級新區，在引領區域經濟發展、創新體制機制、促進産城融合發展等方面發揮出重要作用，經濟增長極不斷破土而出；

“十二五”時期，中央把支持“老少邊窮”等欠發達地區發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出臺了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制定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

“十二五”時期，制定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更趨科學和理性，中心城市區域分佈結構趨於均衡化和分散化，多個中心城市支撐全國經濟發展的格局正在形成。

紮實有序推進新型城鎮化

重慶市沙坪壩區，總面積31平方公里的西永微電子工業園裏，來自本地和外地的10萬産業工人共同在這裡工作和生活。

與其他工業園區不同的是，由於重慶在城鎮化過程中實施戶籍制度改革，這裡的農民工可以獲得園區的城市戶口，申請租住在周邊的公租房內，子女也可以實現就近入學。

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産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這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黨的十八大後，中央提出加快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是消費需求的倍增器，是投資需求的加速器，也是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黃金結合點。

重慶的實踐帶來不同尋常的改變：西永微電子工業園工人春節後的返崗率高達97％，較低的勞動力流失率提升了園區的招商引資競爭力，形成了推動園區持續健康發展的良性循環。

“目前對中國經濟發展潛力的擔心，主要集中在市場潛力、勞動力供給潛力、基礎設施建設潛力等方面，而新型城鎮化恰恰能夠極大增強這些方面的潛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説。

從召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到出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取得一系列顯著進展：

——圍繞與新型城鎮化相關的人、地、錢等多個領域，出臺了一批重大政策文件，啟動了2個省和62個城市（鎮）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試點，城鎮化進入速度與質量同步提升的新階段；

——圍繞解決好“三個1億人”問題，即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重點實施“一融雙新”工程，在農民工融入城鎮、新生中小城市培育、新型城市建設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加快，24個省份出臺了戶籍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4.8％，以城鎮為主的人口分佈格局已經形成；

——城鎮化佈局與形態不斷優化，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3大城市群繼續發揮引領作用，成渝、長江中游等中西部城市群加快發展。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在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和諧進步同時，也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

中國高鐵走出去取得歷史性突破——

10月16日，中國企業聯合體與印尼國企聯合體簽署組建合資公司協議，負責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項目的建設和運營。這是中國高鐵從技術標準、勘察設計、工程施工、裝備製造，到物資供應、運營管理和人才培訓等全方位整體走出去的“第一單”。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是贏得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必然要求。

“經濟進入新常態對開放提出了新要求，外部環境發生新變化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些讓我們有了參與全球競爭的新基礎和新訴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説。

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構建外貿可持續發展新機制，優化對外開放區域佈局……“十二五”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做國際經貿規則的參與者、引領者，持續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

從一項項數據可以看到，走出去快馬加鞭——

對外直接投資由2010年的688.1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231.2億美元，年均增長15.7％，世界排名由第6位升至第3位，雙向投資首次接近平衡，標誌著我國從輸出産品向輸出資本轉變。

從一項項成果可以看到，多雙邊經貿關係漸入佳境——

我國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機制建設，成功舉辦了APEC北京峰會，推動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達成“早期收穫”協議，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實施，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營造了有利外部環境。

從一項項協議可以看到，國際産能合作方興未艾——

2011年至2014年，我國製造業對外投資累計達324.9億美元，佔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8．3％，海外裝備製造企業達到2000余家。2014年境外軌道交通建設類項目簽訂合同額247億美元，同比增長3倍多，尼日利亞沿海鐵路項目以119．7億美元創下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額之最。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鍾山説，我國對外開放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加快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推進更高水平開放，不斷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展望未來，隨著區域發展協調性的進一步增強，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進一步確立，中國在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同時，必將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