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部署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深刻分析國際國內經濟新形勢、科學判斷我國經濟發展新走向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既是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和必然要求，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和豐富發展。在思想理論上強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意義、目標任務的認識，對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增強改革的自覺性堅定性具有重要意義。

1.如何認識供給側與需求側的辯證關係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産與消費是辯證統一的,生産決定消費的對象、方式、質量和水平，消費反作用於生産，推動生産的發展。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也是辯證統一的，實際上是生産與消費關係的另一種表述。一方面，供給與需求緊密聯絡、相互促進；另一方面，供給和需求又相對獨立，具有各自運動規律，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的方式、條件有所不同。因此，供給和需求的相互平衡、相互促進，是經濟良性運行的重要條件。

正確處理好供給與需求的關係，是側重供給還是側重需求，要結合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來研判把握。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種種挑戰，既有供給問題，又有需求問題。從供給方面看，資源、能源、環境約束加大，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企業創新能力不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供給結構不適應市場需求，既存在低端産業的嚴重産能過剩，也存在著中高端産品和現代服務業的有效供給不足。從需求方面看，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外需拉動作用大幅下滑；人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消費需求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需求日益呈現多樣化，而當前的生産力水平難以滿足人民對物質産品和精神文化産品的需求，內需有效提振經濟增長的力度減弱。綜合分析這些實際情況可以看出，供給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從供給端發力推動經濟發展，既有迫切性，也有針對性。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速度調整、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等方面迫切要求，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高層次的需求，並通過發展生産創造出新的更多的需求，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因此，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優化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通過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創造新供給，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2.如何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本質區別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絕不能混為一談。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誕生、80年代初期流行于美國的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供給學派從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淵源出發解決經濟問題，其核心思想是：認為自由市場會自發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自動達到最優的經濟增長；認為政府活動是無效的甚至有害的，因而反對政府干預，主張放鬆政府管制；主張通過減稅特別是減少對富人的徵稅、削弱社會福利、嚴控貨幣發行等政策刺激投資，恢復市場活力。供給學派片面強調“供給方”管理，認為供給會自發地創造需求，是對西方自由市場理論的簡單重申，其政策主張缺乏系統的理論基礎，在西方經濟學界也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注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運用和發展，與西方供給學派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和堅持政府的宏觀調控，而供給學派則認為自由市場會自發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反對政府干預和調節；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導向、強調守住民生底線，而供給學派則主張削減社會福利、實行公共部門私有化；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稅主要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並通過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增加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實施靈活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而供給學派則主張減少對富人徵稅、實施緊縮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總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在於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更好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供給學派的主張則旨在恢復自由資本主義的秩序，服從服務於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因此，兩者具有本質區別。

3.如何認識宏觀調控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

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都屬於宏觀調控的範疇，但兩者的運行機理和效果存在較大差異。需求管理是一種間接宏觀調控措施，主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經濟手段對需求進行調控，靠需求的變動引導供給，其邏輯是政府調控需求、需求引領供給。而供給管理是一種直接宏觀調控措施，主要基於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相應的産業政策，通過經濟、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對供給進行直接調控，其邏輯是政府調控供給、供給創造需求。兩者最大的不同點，是供給管理具有較強的行政強制性，調控目標明確，精準發力，速戰速決，這也是供給管理的最大優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就要從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的各自特點出發，結合經濟運行實際，將兩者有效結合起來，綜合施策，實現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要削弱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完全由市場調節經濟結構。如果單靠市場調節來完成“去庫存、去産能、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必然會加劇經濟失衡，出現極其嚴重的企業大面積倒閉潮，導致經濟發生斷崖式衰退，出現大量失業人口，甚至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正是馬克思批判過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通過經濟危機解決比例關係失衡的做法。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結合起來，加強以政府直接調控為特徵的供給管理，這樣才能有力、有效地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以最小的代價實現結構調整優化。

要充分發揮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把握正確方向的核心作用。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根本任務，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和戰略高度出發，優化經濟結構，調整生産關係以適應生産力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發展生産、提高效率與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更好地結合起來。

要充分發揮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抓重點、抓關鍵環節的牽引作用。把新的發展理念體現到政策制定、工作安排和任務落實的各個方面，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等方面發揮政府的管理職能和關鍵作用。

4.如何認識優化結構與提高經濟總量的關係

經濟結構和經濟總量是相互聯絡的兩個方面。經濟發展既要求總量的增長，又要求結構的優化，結構優化有利於推動總量持續、快速增長，總量的增長要求結構不斷優化、實現更高層次的增長。當前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也要看到，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明顯差距，大而不強、快而不優、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缺乏等問題依然突出，而且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保持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提高經濟總量，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至關重要。從現實情況看，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做大經濟總量，也有利於消除龐大的庫存和過剩的産能，降低金融債務杠桿，控制金融風險，補齊科技、生態、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民生建設等諸多短板，兜住民生底線，減輕結構調整的陣痛。

當然，提高經濟總量不能通過重復建設、低水平建設來實現，我們需要的是質量高、效益好的經濟總量。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既有外部衝擊的影響，也有內部自身矛盾；既有週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問題。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重要領域的科技創新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通過創新打造發展新引擎，創造一個新的更長的增長週期。同時，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為我國經濟總量邁上新臺階奠定堅實基礎。

5.如何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産黨執政的物質基礎，也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保證。我國應對各种經濟風險和危機的實踐證明，國有經濟在規避經濟風險、應對經濟困難等方面具有特殊優勢和作用，是其他所有制經濟不能代替的。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可以使我國有條件實施大規模政府投資、大力度結構調整和大範圍社會保障，引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使國家在資源、能源、交通、通訊、新技術、金融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保持必要的控制力，支撐國民經濟的運行；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提高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重大風險的能力，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建立比較和諧的勞動關係，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等。

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核心不是削弱國有企業，而是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産能過剩、庫存壓力加大等突出問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與企業所有制性質並無多大關聯，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存在這些方面的問題，都面臨著轉型升級。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能夠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主導力強、輻射面廣的重要作用，模範執行各項改革決策，成為改革的主力軍和先行者。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不能脫離國情、脫離實際、走“一賣了之”的錯誤道路，既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又要注意避免市場的盲目性，著力在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益和質量上下功夫，提高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