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組織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此次李克強總理赴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並對吉爾吉斯斯坦進行正式訪問，有一項內容格外引人注目：中國對建設上合組織自貿區倡議持開放態度，願與各方做好自貿區可行性研究，積極探索更加全面、緊密、高效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這意味著經濟越來越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合作一個重要的戰略支點。 

上海合作組織是政府間國際組織，其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五國”機制。成立15年來，上合組織已成為區域合作的重要平臺，對促進地區穩定與繁榮、世界和平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上合組織在成立之初就明確規定：重視並盡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區安全。一般認為，上合組織功能主要在軍事和安全方面。其實早在創建之初，上合組織成員國就簽署了《關於區域經濟合作及啟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進程的備忘錄》，提出2020年發展目標是逐步實現商品、資本、勞動和技術的自由流動，以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增強成員國所屬地區的經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但是上合組織自成立以來在取得不同凡響的地區安全保障成就的同時，其經濟功能並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在經歷了區域一體化、經貿合作的種種嘗試後，上合組織的經濟合作功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了制度性停滯階段，成員國經濟合作多以雙邊為主。經濟結構具有明顯互補性的國家之間卻無法達成制度性合作，這成為上合組織發展的一大困境。諸如區域經濟合作目標的模糊化致使未能形成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合作方式泛機制化、區域經濟合作舉措形式化、區域經濟合作呈現雙邊或多邊化、區域經濟合作的項目化等問題制約著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

2013年11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第十二次總理會議在烏茲別克斯坦舉行，李克強總理首次出席並提出深化上合組織務實合作六點倡議。以後，又歷經2014年的上合組織第十三次總理會議（阿斯塔納）、2015年上合組織總理會議第十四次會議（鄭州），——上合組織議程中經濟合作內容明顯增加。從專注于邊界管理和軍事互信的“上海五國”到以“安全、經濟、人文”為三大支柱的“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10多年的發展歷程很明顯是一種適應外部安全環境的演進過程。上合組織各國間經濟互補性強、相互依存度、經貿合作基礎好，探索建立更加緊密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有利於提升地區競爭力。因此，堅持開放合作，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培育區域大市場、構建跨境大通道、促進經濟大融合，符合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共同利益。故而，上合組織重拾創始之初的宗旨即“增強成員國所屬地區的經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以此適應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大趨勢。

中亞國家對於發展區域經濟合作有強烈意願，希望通過抱團取暖的方式來擺脫面臨的經濟困境。早在上合組織成立之初，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就提出建立中亞共同市場的倡議。哈薩克斯坦更是提出上合組織應以經濟合作為主題，還倡議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銀行、發展基金等融資機構，這説明起初中亞國家對於上合組織的經濟合作功能本身抱有很高期望。

事實上，中亞國家真正關注的是如何建立能充分利用現有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的産業，並在這一過程中完成資本、技術和熟練勞動力的積累，從而在未來將其轉化為競爭優勢。也就是説，中亞國家經濟戰略目標重點是提升企業的自生能力，並建立起基於本國比較優勢的産業、最終形成國際競爭優勢。而在這一進程中，寄希望於中國資本、技術和轉型經濟的經驗能對中亞國家發揮關鍵作用。如果是這樣一種區域經濟合作路徑，可以想見，當中亞國家借助中國的大市場實現本國經濟增長並建立基於國際市場分工、具有競爭優勢的産業時，中國發展區域經濟合作的建議以及相應的一些政治、安全主張自然就會得到地區國家的認可與支持。通過上合組織的經濟合作，將給中亞國家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如就業、企業家培育、資本積累和市場體系發育等。這樣，區域經濟合作不僅滿足了中亞國家的國內需求，實現了社會穩定，而且還為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國與中亞國家經濟交往中不乏這樣的成功例子。比如，吉爾吉斯斯坦因充當中亞轉口貿易平臺而為該國創造了50萬個就業崗位。

在解決中亞地區的安全問題上，上合組織各成員國應從長遠著眼，即通過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來獲得中亞地區的長治久安。這樣的戰略邏輯意味著，上合組織需要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石。只有當上合組織發揮好經濟領域的各項職能和作用，並以此作為未來的基礎性功能，才能確保該組織內成員國長期穩定的經濟和發展利益。而在經濟發展之上，所構建的安全合作和人文合作，就成了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從而必然會提高上合組織的國際話語權和地區影響力，也有利於增強組織內部成員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對上合組織各成員國來説，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從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做起，逐步實現組織憲章規定的商品、資本、服務和技術自由流通，朝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方向推進，也由此拓展地區國家發展空間，打造休戚與共、利益交融的命運共同體。（博士後、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 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