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川國企通過改革破繭成蝶

國資管理轉向集中式 國企高管推行職業化
銀川國企通過改革破繭成蝶

銀川濱河黃河大橋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目前最大的單體工程。資料圖片

2014年，寧夏銀川市以先行先試的氣魄，率先在國企改革上破局。清資産、清負債、清資金、清土地，組建大國資，推進人事改革……目前，通過改革，銀川逐漸使國資管理由分散式管理向集中式轉變（大國資）；國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免向職業化聘任轉變（去行政化）；國有企業由分類監管向非分類監管轉變（取消分類監管），形成了國資委、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企業的三層架構，打開了銀川國企發展的新局面。

注重頂層設計，“大國資”推動政企分開

2015年，銀川市在全市範圍內開展“四清”，即清資産、清負債、清資金、清土地，給國有資産來了一次徹底的摸底。

利益不清、權責模糊、管理混亂，在銀川一些委辦局都或多或少存在。“四清”工作，共清理出1600多億元資産，其中非經營性資産200多億元、經營性資産1400多億元。清理資産，不僅僅是為了防止國有資産流失，更是為了組建大國資做準備。

銀川市創新性地成立了三家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實現了國資監管從管人、管事、管資産向管資本為主的轉變，形成了國資委—資本運營公司—國有企業的改革新模式。而“四清”之後的資産全部交給國資委管理，經營性資産注入資本運營公司，非經營性資産由國資委專項管理。

2014年12月，在銀川城投、房投、濱投等二級公司的基礎上，銀川通聯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應運而生，正式肩負起了投融資平臺和市場主體的職責。銀川通聯資本成立後，首先對原市國資委旗下的大部分國有産業資本進行了整合，形成了七大板塊主營業務：投資融資、城市基礎建設、公共交通運營、集中供水、書刊銷售、燃氣供應和文化旅遊，實現了産業資本的匯集和融合，激活了國有資本的流動性。目前，銀川通聯資本有二級企業13家、三級企業60家，職工7482名，黨員892名，已經成為銀川市最大的國有獨資企業和政府最大的投融資平臺。

2015年通聯資本以優質資産規模大、現金流量狀況良好、財務報表質量優秀等優勢，成立當年就獲得了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評定信用級別AA+，被國外評級機構評定信用級別Baa3。這兩項評級資質是銀川市同類項中評級級別最高的，這是銀川市乃至寧夏回族自治區當時國企的最高信用級別。

取消分類監管，激勵國企業績

銀川市國企改革另一項重大突破和探索，是取消了分類監管模式，此舉一齣，同樣讓各界大為關注。

在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看來，分類監管在早期國有企業監管中就已存在，劃分為虧損類、盈利類。對於一些虧損類的企業，主要採取財政補貼的方式，但由於這種劃分阻擋了社會資本的進入，成為國有企業的一種獨享方式，造成企業越來越像機關，經營意識日趨淡漠，機關化嚴重，人員越來越多，虧損額不斷增大。一方面形成了財政包袱，另一方面則因財力有限，形成了供給缺口。

改變分類監管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近年來，銀川市對這種早期的分類監管進行了改革，政府採取購買的方式，不但吸引了社會資本積極參與，而且國企、民企、內資、外資都可以參與，形成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銀川的自來水、民用燃氣採取順價銷售原則，社會資本積極參與，不僅成立了合資公司，而且實現了自我盈利，保障了供給，減輕了財政負擔。銀川市中鐵水務集團總經理謝軍自豪地説：“早在2011年，銀川市就啟動了自來水改革，引入中鐵一局，完全市場化了。現在，通過市場化持續經營，不但不需要財政進行補貼，減輕了財政負擔，而且我們嚴格按照銀川市供水規劃制定企業發展戰略，加大資金投入，確保城市供水質量。”污水處理行業則採取政府購買污水處理服務的方式，面向市場招標，不僅本地企業，外地企業也在積極參與。目前銀川的污水處理行業既有國企，也有民企，既有國內企業，也有外資企業，通過競標，不僅降低了污水處理費用，減輕了財政負擔，而且引入各路資本，彌補了財政建設資金缺位的問題。

冬儲大白菜更為明顯，取消補貼後，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冬季蔬菜供給，市民不僅冬季能吃上菜，還能吃上各種各樣的新鮮菜；一些地區對公交行業也進行了改革，社會資本進入後，政府只對服務質量監管，運行也比較良好。

在郭柏春看來，國企首先是個企業，需要職業經理層來經營管理。以前國企的機關作風嚴重、行政化色彩濃厚，主要的根源在於企業高管的行政級別化。銀川國企改革的另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國企去行政化改革，出臺了《銀川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職業經理人管理辦法》，取消國企高管行政化級別、國家幹部身份和行政任命方式，全面實行職業經理人管理制度，國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免向職業化聘任轉變。2016年，銀川市已經有3家國有企業高管自願申請辭去公職，轉變為經理人。辭去公職的銀川市産業基金公司總經理田友強表示，去行政化摘掉了級別“官帽”，轉換了身份，完全按照市場規則去管理經營企業，既有壓力更有動力，如果完不成考核任務，就會面臨下崗。現在唯一的目標，就是想方設法通過有效投資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其實，去行政化不但對於辭去公職的企業高管來説是一種壓力和動力，而且對於一些新聘任的企業高管來説也是一種鼓勵和認可。西部（銀川）擔保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石宗智説：“我來到國企後發現，自己是二等人，一些同行是有級別的，有些被歧視的感覺。現在，我們都是職業經理人了，同工同酬同考核，大家都是平等的。”

再比如，將國資委包括企業人權、産權、事權等30多項出資人權利授予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資委評價國有企業的業績，變成了使用一個效益指標考核所有企業，做到利潤面前人人平等。

銀川市國資委主任吳起認為：“這其實並非放棄了其他的考核，而是通過盈利的考核，促進其他的建設。”

通過唯一性的盈利指標考核，也變相促進了企業高管薪酬的改革。吳起説，在完成了既定的盈利目標後，企業高管可以拿到工資和年薪，如果沒有達到，第一年降薪，第二年領導班子就要面臨更換。“但如果企業不僅完成了目標，並且超額完成，多出來的利潤，企業和股東按比例分成。”

管好看得見的手，用好看不見的手

政府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如何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相輔相成、助推經濟？“要界定好政府的角色，政府首先是市場的監管者，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也應作為市場監管者的首要目標。所以，政府發揮調控作用的渠道有兩條：一是制定市場的監管規則，二是在市場中購買服務。制定規則進行調控是相對靜態、穩定的，購買服務進行調控是動態的。”郭柏春認為。

一年多的改革，帶來的效果是多方面的。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國企做大做強了。其次，市場活躍了，遏制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柺棍”的直接干預與分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初步形成了，各類投資主體紛紛前來投資，特別是在一些新興産業領域裏的投資，市場恢復了活力，産業結構也發生了改變。

民間投資熱情被激發起來，政府面對市場，市場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去掉了“玻璃門”“彈簧門”，再加上行政審批體制改革所帶來的行政效率提高，社會資本投資熱情被激發出來。2016年1—6月份，銀川市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長40.2%，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7.4個百分點。

在逐步厘清了政府、市場、國企三者的關係，明晰了在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調控作用的時機和方式後，猶如蝶蛹破繭成蝶，銀川的國企改革，推動了整個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記者 朱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