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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鄉村“三化”興三農

2019-01-28 17:03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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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杭州1月28日電 題:浙江鄉村“三化”興三農

新華社記者方問禹、許舜達

農家別墅張燈結綵,精緻農産品供銷兩旺,高端民宿房源緊張……越發富裕的浙江農村年味漸濃。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7302元。

專家認為,鄉村市場化、工業化與城鎮化互促共進,是“七山一水兩分田”的浙江實現跨越式發展、農民富起來的密碼,也是一條促農增收、振興鄉村的通路。

“小農經濟”走進“大市場”

台州市天臺縣南屏鄉下張村,一層疊一層的山地裏,不少高山蔬菜還挂著果。去年,“天臺大農場”茄子收購價6塊錢一斤,山地畝均收入超過9000元。

統籌農産品質量、營銷、保險,構建線上銷售平臺、打造線下物流園,經驗豐富的農民轉行傳播農技……天臺縣以縣域為單位打造“大農場”,激發了偏遠鄉村農業的比較優勢、規模效應和品牌價值。

這些契合“市場規律”的運作方式,讓曾經條塊分割、自給自足、逐漸邊緣化的“小農經濟”,在更廣闊的市場中兌換出更高的價值。

正是在市場中找到出路,“七山一水兩分田”、欠缺自然稟賦的浙江農業,仍然壯大成為多年來強勁支撐當地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浙江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專家顧益康説,早在20世紀80年代,浙江農業就開啟市場化改革,農業經營體制、産業結構調整等都堅持市場化導向,比如打破“以糧為綱”的束縛,“田地種什麼,農民説了算,市場説了算”。

在專家看來,當前我國三農“市場紅利”仍有巨大潛力:互聯網、高速交通、現代物流等,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偏遠農村與消費大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和空間距離,由此激活了三農生態價值、審美價值、文化價值等,市場空間和價值空間都空前提升。

“百萬農企”吸納“上班農民”

農曆臘月十九,諸暨農民沈利新正忙著打包新鮮草莓,儘管還在原來的田地上耕作,但報酬方式有了變化。2016年,他把家裏田地交給村裏打包,統一流轉給企業,自己則到這家企業上班,月薪超過4000元,比種田更實惠。

從收入結構看,2018年浙江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16898元,佔比可支配收入六成以上。以在企業務工為主的非農勞動,是浙江農民的首要收入來源。

“上百萬農民創業,帶動數千萬農民轉産就業。”在顧益康看來,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包産到戶改革,使農業集體化經營體制轉變為充滿活力的家庭經營體制,浙江鄉鎮企業、民營經濟由此迅速發展,開啟了農村工業化道路,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分化,一部分農民、農村先富起來,形成了數以百萬計的浙江“農民企業家”。

而根植于農村、率先探索工業化路徑的浙江民營經濟,在當下仍然是驅動浙江農民增收致富的強勁動力。

近年來,浙江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試點多管齊下,農村土地流轉加速推進,直接帶動100畝—300畝的適度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發展。現代農業與工業交融,為小農戶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其中部分成為“上班農民”。

如今站在更高起點,以創新創業為特徵的浙江鄉村企業,仍然向新型工業化鏈條的兩端不斷延伸,從生態農業到服務業,持續迸發新活力。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唐冬壽介紹,目前浙江“農創客”群體超過1700人,其中近九成是80後、90後,本科及以上學歷佔比56%,超過六成“先工作、再創業”。在促進農業三産融合、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這一群體正發揮“生力軍”作用。

“城鄉聯動”造就“協調省份”

立足城鄉謀三農。數十年城鎮化進程中,浙江統籌城市與農村的發展要素互動、有機融合,支撐著地方農民收入加速、城鄉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

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036:1,比2017年縮小0.018。

從鄉鎮民營經濟勃發開啟的鄉村“裂變”,到2003年“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驅動的鄉村“蝶變”,再到當前城鄉融合發展、各美其美的“聚變”,浙江農民增收越發離不開“城鄉聯動”。

隨著東部發達地區逐步進入後工業化、後城市化時代和生態文明新時代,浙江城鄉關係出現新變化,城鄉經濟社會、産城空間、生産生活生態等全面融合發展,鄉村生態、人文優勢凸顯,吸引大量的城裏人、年輕人到鄉村旅遊、投資、創業,資源要素進一步向鄉村集聚,給農民帶來更廣闊的增收空間。

顧益康認為,立足城鄉是生産共同體、消費共同體、投資共同體、社會共同體、生態共同體的新認識,探索推動城鄉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産制度、産權制度、公共服務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等系列改革,促進人才、資本、技術、文化等要素自由流動、優化組合,是當前各地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一條通路。

【我要糾錯】責任編輯:吳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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