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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破局到深耕——香港積極投身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浪潮

2019-02-19 16:27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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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香港2月19日電 題:從破局到深耕——香港積極投身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浪潮

新華社記者 王旭 戰艷

如果把珠江口比作一張巨大的弓,從廣州、深圳到香港就如同一支搭起的長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猶如引弓搭箭,凝聚起整個區域7000萬人的磅薄力量,射出一支無與倫比的開放之箭、協調之箭、創新之箭。

香港就是這支長箭鋒銳的箭頭。

天時:時不我待 只爭朝夕

早上9點30分,林恒一再次坐上了開往深圳灣的巴士。作為一名落戶前海的創客,每週三次往返香港-深圳,他已堅持了三年。

同一時間裏,鮮丹正走出西九龍高鐵站。他要見一家重要的銀行客戶。作為深圳一家年輕的金融科技公司CEO,香港尚呈“碎片化”的移動支付市場,正需要他全力以赴。

他倆沒有現實生活的交集,但有一個期待是共同的:期望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儘快落地實施,用鮮丹的話説就是“迫不及待,恨不得明天就落地”。在鮮丹眼中,香港是他的年輕公司走向世界的磨刀石,更是最好的跳板。而在林恒一看來,大灣區是給香港一個新機遇,讓年輕人有新的發展空間。

香港急需發展空間,更需要新的發展推動力。

發軔于40多年前的內地改革開放,給香港提供了産業升級的巨大機遇。借助“前店後廠”模式,香港從製造業為主變為生産性服務中心,借助內地加入全球資本配置的機會,香港再變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正是內地經濟的崛起,不斷推進香港經濟功能的轉型,是祖國的經濟實力將香港帶入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地區。

但與此同時,香港經濟結構也日趨固化,發展越來越依賴金融等高端服務業。這類産業的全球資源配置特點,導致人才來自全球,為香港本地創造的高級職位有限。因此,香港就業市場上出現了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失業率極低,近年多在2.8%左右;另一方面,崗位多來自零售、旅遊等中低端行業,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少,收入也增長緩慢。

經濟結構固化,又帶來城市創新意願和創新能力低下。財經作家吳曉波去香港一所大學講創新課程,他吃驚地發現,教室裏九成以上學生來自內地和其他地區。

按風險投資數據,到2016年6月,全球有166家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香港卻沒有一家。從研發投入看,香港2017年研發開支僅佔GDP的0.8%,不及新加坡2014年的2.198%,更遠低於深圳2016年的4%。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對此感受尤為深刻。他曾見到兩個香港大學電子工程系的畢業生,因為沒有相應發展前景,都只能轉行做保險代理。他感慨,從一個側面也可看出香港社會的停滯:多年來富豪排行榜基本是原有大家族,90年代以來再未有白手起家的創業者進入。

香港的高地價、高房價也極大地壓制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就買房負擔這個戳中港人痛點的指數來説,香港連年保持世界第一。按最新數據,香港房價已達到人均收入的21.5倍,即普通人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買一套蝸居。

在對創業空間和生活空間的雙重期盼中,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開發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香港發展翻開了嶄新篇章。

地利:優勢互補 攜手並進

深圳河靜靜流淌,一邊是山野,一邊已經是高樓林立。一派勃興景象的是深圳福田保稅區,那裏聚集著眾多初創企業。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對美國舊金山灣區的高科技成長有著切身體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期待香港能與內地特別是深圳攜手發展高科技。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出臺,讓他心潮澎湃。在他看來,珠三角區域密集的産業集群和完備的産業鏈世所罕見,香港又具有名列前茅的經濟自由度和營商環境,還有數所高水平的大學,兩者聯手簡直就是天作之合,這種高度契合的互補優勢具有相當強的全球競爭力。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聯合匯豐銀行、香港總商會對700名公司高管的調查表明,77%的受訪者對大灣區發展抱有非常強的信心,其中,最具潛力的領域是技術與創新。

把大灣區建成科技創新中心,是規劃綱要中的重要一環。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推動下,中央部委與香港、廣東與香港以及穗深與香港之間的科技合作已逐步展開。

2018年5月,科技部、財政部公佈政策,香港大學和科研機構可直接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9月,科技部與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11月,中科院同意在香港建立兩個科技創新平臺。

在香港與深圳接壤的落馬洲地區,有一塊深圳河取直形成的87公頃河套區域。這塊沉睡20年的土地將由香港、深圳合作建成創新科技園,成為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的龍頭平臺。

香港金融界也期待大灣區能助力香港再上層樓。作為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窗口,香港一直在跨境投資中發揮著橋梁作用。特別是滬深港通及“債券通”,被認為是近3年來最重要的金融基建。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稱,香港在2018年“滬港通”“深港通”日均成交360億港元,隨著大灣區規劃綱要落地,外資會更加踴躍借道香港進入內地,預計2021年滬深港通日均成交額將達到800億至900億港元。

香港聯交所已修訂上市規則,以吸引大灣區的眾多科技、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公司。香港眾多金融機構也將未來的增長希望寄託在大灣區,紛紛到區內尋找機會。匯豐銀行大灣區計劃已經啟動,其標誌就是,作為首家外資銀行持有控股權的證券合資企業,匯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12月在前海開業。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外匯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可將大灣區作為整體,並充分利用珠三角與港澳各自優勢,創新更多與人民幣在全球配置相適應的市場工具、管理手段與政策便利,進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這既是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能為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提供‘試驗田’與‘安全墊’。”巴曙松説。

人和:群策群力 跨越壁壘

“去年以來,大灣區的會多,論壇多,關心的人也明顯增多。”祖籍廣東新會的內地經貿協會會長黃炳逢,已經不止一次為人解説大灣區規劃了。次數多了,黃炳逢也有了經驗。他一般先講大灣區概念,再講整體優勢,然後講香港的定位,最後講企業從中會有哪些機遇,一層層闡釋,聽的人都誇他講得清楚明白。

黃炳逢的底氣來自於對內地政策的信心。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黃炳逢敏銳地觀察到,香港特區政府動作明顯加快,從行政長官到各級官員,多次到內地與各級政府部門對接。在香港,大灣區話題明顯升溫。

各界人士的討論越來越具體,核心主題也越來越明確。香港各界已形成共識: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優勢在“一國兩制”,堅守“一國”之本、用好“兩制”之利是建設好大灣區的關鍵。

能否用好“兩制”之利,挑戰在於能否打破“跨境壁壘”。

梁翠盈和余強都是香港的“90後”,他們到廣州創辦企業,以“海歸群體社交軟體”的創意,只花了一個月時間就拿到天使輪1500萬元人民幣的風投。然而,比融資還難的竟然是跨越兩地創業門檻:因身為港人但長期在內地居住,梁翠盈很難在香港登記註冊公司,進而無法以港資身份入股新創業的公司,最後花了幾個月時間才辦完手續。

香港各界人士已提出不少解決“跨境壁壘”需要面對的問題。如跨境人才稅收,香港人在大灣區工作能否按香港稅制徵稅?跨境專業服務,能否降低香港專業服務公司在大灣區落地門檻?跨境金融監管,能否設立協調性更強的機構?香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生活,醫療等社會保障如何建立?就一個小小的微信紅包,內地版的香港人就不能用,因為沒有內地銀行賬戶,而開設賬戶需要有內地手機號碼,等等。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介紹,特區政府對大灣區建設極為重視,成立了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主席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3位司長、13位局長,可以説把整個政府的問責官員都包括進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委員會的重要職責就是蒐集整理各方意見,協調推進。

他已數不清自己往內地跑了多少次:“反正大灣區內各市已轉了一遍。”與中央各部委也會談多次,對一年多來中央出臺的多項便利措施如數家珍。

他特別強調,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建設大灣區,是沒有先例的事,最需要創新思維,需要抓政策的突破,機制的突破。

方舟也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大灣區規劃更像是一個平臺,大致方向確定,能解決的問題確定,大家還可以不斷把新的問題放上去,不斷去解決。規劃制定出來,不是一勞永逸,更不是一蹴而就,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改革創新的過程。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粵港澳大灣區要實現人才、資金、貨物的無縫對接、充分交流,沒有先例,談何容易。只有群策群力,不斷摸索實踐。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面對內地經濟崛起、科技爆發,在國家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闊步向前,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期望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為香港、更為自己開闢出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我要糾錯】責任編輯:張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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