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紅黑榜”和政府“好差評”

全國兩會正式落幕的日子，恰逢“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可以想見，一張存在質量問題的企業“黑榜”正在路上。

問題企業的“黑榜單”，是每年“3·15”不變的焦點，背後折射公眾對産品質量問題的關切甚至焦慮，也指向政府的監管責任和監管能力。當然，除了榜單本身，人們更關注的是排榜是否及時、依據是否足夠充分，上榜企業又能否得到有效干預、有力懲戒，作出實質性整改。

出於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目的而排“黑榜”，對監管者來説可謂分內之事。而在“黑榜”之外，不少政府部門更熱衷於為企業排“紅榜”，通過種種評比、排名，為商標、産品、企業等劃分等第，提供獎勵或稱號。此舉一度也被視作分內之事，認為是政府對市場進行“服務”和“引導”的積極之舉。

然而，很多地方的現實，並不是那麼回事。

上了“紅榜”的企業，等於得到了政府的背書，企業自然悅納，而政府部門對不經意間付出的信用成本，卻似乎渾然無知。據媒體披露的數據，2008年以來，至少有40家擁有著名商標的問題企業被曝光。這些“著名商標”，無一例外都是政府“授予”，長期“自帶光環”的。品牌突然崩塌，受波及的地方政府陪著丟臉的事，此前並不少見。

當然，大部分上了“紅榜”的企業並沒有壞到哪去，政府評“紅榜”的初衷，也沒有壞到哪去。但以政府之手，對本應由市場調節、用戶決定的“榜單”進行干預甚至設計，無論結果如何，已經違背了公平競爭的市場原則。人們自然要問：權力在其中是否存在尋租？是否存在不當干預？榜單會否對市場産生連帶影響，客觀上給“上榜”企業帶來額外紅利，而讓未上榜企業則天然處於相對競爭劣勢？

面對如此追問，政府部門恐怕很難作出完全自信的回答。何況現實中，以評估排榜之名變相展開權力尋租，或對個別市場主體投以特殊偏好的現象並不鮮見，公平而純粹的市場競爭在此類情形下付諸闕如。有時候，政府部門對於市場主體的態度，甚至被簡化為個體官員的好惡，相應的指標體系設計，亦留有大量彈性空間，給予公權力機構過度的自由裁量權，而削減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其間存在的尋租甚至腐敗可能，無疑更為公眾所擔憂，而這同樣是不乏先例的。

本意也許不壞的“紅榜”，在落地時卻常常産生偏差，這就不能不追問其根子上的合理性。對此，中央政府已經給出明確態度——2017年，當時的國家工商總局即要求各省區市停止知名品牌和著名品牌評比，並對存量評比展開清理；今年全國兩會上，機構改革後全新亮相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茅再度強調，政府不應為企業行為背書站臺。

“企業的品牌，是不是名牌，是不是知名和著名，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是消費者選擇的結果……在政府的榜單上只有‘黑榜’沒有‘紅榜’。”張茅此言，不僅意在對亂象糾偏，更在於重新確認政府與市場間的應有關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説：“政府要堅決把不該管的事項交給市場，最大限度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這也正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鍵。

政府作用何以“更好”，就在於針對違規違法行為監管有力、公平競爭環境塑造得力。在應當由市場決定的範疇內，政府不應有過分“主動”的衝動，更不能有通過“主動跨前”而尋求法外權力的空間。對於那些過度監管甚至“任性監管”的行為，總理的話也很明確：“對監管者也要強監管、立規矩，決不允許搞選擇性執法、任性執法，決不允許刁難企業和群眾。”這兩個“決不允許”，不只是要對政府行為的嚴加約束，其實也是對政府公信力的積極保護——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寶貴，政府公信力同樣寶貴，而後者的實現，常常需要基於對前者的尊重和保護。

“不缺位、不越位”，是政府履行監管職能時需要把握始終的一個尺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要“改革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和公正監管制度，加快清理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在今年這次格外強調減稅降費、簡政放權，強力釋放“優化營商環境”信號的兩會行將落幕之時，“公平競爭”“公正監管”應當成為永不消散的回音。背後的道理很簡單，一方面是《報告》點明的“政簡易從”——規則越簡約透明，監管越有力有效；一方面，在不應跨前時能保持克制，政府才能“讓”出市場的活力，而不是反之。

當然，讓政府在“紅榜”之類的方面收手，並不是要讓政府無所作為，恰是讓政府在該作為處更好作為。很多人還記得，《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要建立政務服務“好差評”制度，服務績效由企業和群眾來評判。顯然，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能力、提供均衡化公共服務的水平、為捍衛公正“一把尺子拉平”的決心，都是用戶進行“好差評”的依據。“政府部門做好服務是本分，服務不好是失職。”——在漸漸告別“紅榜”之後，政府可以做的，其實有很多。（上觀新聞首席評論員 朱珉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