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聚力，粵港澳大灣區破浪前行

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史，是一部灣區經濟發展史。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世界上60%的大城市坐落在灣區、75%的經濟總量集中于灣區。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過1.6萬億美元，以佔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2.4%的經濟總量，超過了舊金山灣區，接近紐約灣區的水平，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級經濟區域。但從發展階段看，紐約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基本上處於創新引領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仍不均衡，一些城市仍處於要素與投資拉動階段。

“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不只是數量的累積，更重要的是優勢資源的整合和協同創新。文化作為社會發展的‘永動機’，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最為內在的精神滋養。”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羅繁明表示，從大文化格局看，文化包括物質、制度、精神三個層面，其中，資源和硬實力是融合發展的物質基礎，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是融合發展的實現路徑，共通的價值觀和理念是融合發展的精神核心。“以文聚力實現合作共贏、機制共識、情感共通，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創新路徑”。

合作共贏，融合發展的物質基礎

1978年，鄰近港澳的寶安等地出現“逃港潮”，青年走光，田地丟荒。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的漁民村，與香港一水之隔，面積僅為0.25平方公里。村民鄧錦輝回憶，過去一家人靠打魚養魚為生，生活本可以自足，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讓一家人開始在溫飽線上掙扎。

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經歷高速騰飛。一條深圳河，成為貧窮與富裕的巨大溝壑。食不果腹的人們選擇“用腳投票”，當地曾先後四次發生逃港潮。

港商劉起棠本是廣東佛山人，是當年逃港潮中的一員，後來到香港在廟街賣服裝。1985年，劉起棠又回到漁民村，合資建立服裝廠。“深圳勞動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場龐大。”劉起棠説，“改革開放後，廣東容易掙錢了，就回來了。”

曾經逃港潮最嚴重的寶安縣，搖身一變成了深圳經濟特區。蛇口“開山第一炮”如同春雷炸響神州，而後，率先打破“大鍋飯”“三天一層樓”、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每一項驚天動地的改革措施，都在推動著廣東由江河融入大海。

20世紀80年代，以港資為重要動力的“三來一補”外向型經濟拉開序幕。“遠看是洋貨，近看是廣貨”，廣東製造讓國人以低廉的價格穿上了新潮時髦的西服、牛仔服和健美褲。“粵家電”沿著京廣線走進全國各個家庭，“明珠牌”“冠雄牌”塑料電風扇與如今的美的、格力一樣，伴隨一代人度過了炎炎夏日。

20世紀90年代，粵港兩地形成了“前店後廠”的雙贏合作模式：港商北上帶來資金、技術和國外市場，珠三角提供土地和勞動力，雙方優勢的結合推動了珠三角的工業化。深圳、惠州和東莞等市的電子通信設備製造業發展尤為突出，新世紀到來之前，廣東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信息製造業基地。

數據顯示：1978年以來，廣東地區生産總值增長了482.7倍，成為中國內地經濟總量最大的省份。2018年深圳市GDP為24221.98億元，按人民幣比較，高出香港221億元左右，一躍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經濟總量第一的城市。如今的廣東早已褪去了40年前的模樣，摩天大樓鱗次櫛比，道路縱橫有序，到處散發著現代活力。

“百倍巨變”意味著廣東對港澳向心力的增強，其背後是改革開放釋放的源源不斷的生産力，為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注入了源頭活水。

“1978年，香港GDP佔全國的12.25％；1997年最高的時候一度佔到接近四分之一；但到了2018年，只佔全國GDP的2.67％。”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産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表示，這些數據説明香港亟須擴充發展領域和空間，使創新資源與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轉化。“從強調對等開放到強調向港澳單邊開放，廣東需要有這個擔當。”王福強説。

日前，廣東印發了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35年，大灣區全面建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表示，廣東要集中全省的資源，包括人力、人才、資金、項目等優勢，抓好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對標國際最高最好最優，攜手港澳打造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機制共識，融合發展的實現路徑

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國際上沒有先例。要如何闖、如何試，開闢出一條新路？

“‘一國兩制’讓大灣區既有‘一國’之利，又有‘兩制’之便。”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表示，這樣的制度格局讓國家既可以發揮頂層協調作用，大灣區內部多元主體也能找到不同制度之間優化創新的路徑。但從短期來看，目前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等還不能完全順暢流動，大灣區的潛力尚未充分發揮。

在廣深港三地從事科技企業孵化的松禾資本合夥人張雲鵬説：“在資質互認、協議落實、金融合作等與營商密切相關的微觀活動上，現有部分體制機制已經形成難以突破的‘天花板’和‘玻璃門’，直接阻礙了企業經營發展，也不利於粵港澳成為‘團體冠軍’。”

破除機制壁壘，大灣區先行先試。今年1月10日，深圳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發佈了“2018年片區標誌性制度創新成果”，包括“打造外商投資‘一口受理’升級版”等15項成果入選，被認為具有明顯的首創性、代表性、引領性、市場獲得感和可複製可推廣價值。

“‘制度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主任田夫表示，前海蛇口自貿片區自成立以來，始終瞄準各領域改革的難點、堵點和痛點問題，通過開放倒逼改革，構建了“制度創新+”的前海模式。

“兩制”之下，粵港澳靠什麼深度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是經濟的規劃佈局，法治的建設至關重要。但現在大灣區發展最直接的挑戰就是灣區裏法律體系碎片化，尤其是香港和內地，過往一直通過行政框架協議的形式推進合作。”在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宋明看來，以法治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灣區城市群深度融合的現實選擇。

為了突破港澳和內地目前適用不同法律體系的障礙，南沙設立了廣州海事法院自貿區巡迴法庭，組建了國際航運、金融、知識産權等專業仲裁機構，在南沙國際仲裁中心同步運行粵港澳三大庭審模式，嘗試聘請港澳籍的專家陪審員參加審判。

在法律環境接軌方面，前海發佈《適用香港法裁判的制度探索與實踐》，成立前海香港商會商事調解中心，並率先試點開展內地律師事務所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夥聯營試點工作。

今年3月1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這是中國深化改革開放、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的切實舉動：它釋放出更加開放的信號，提升了外商在華投資的靈活性；在投資保護、外匯、知識産權等方面都照顧到了外商的關切。”美國億滋大中華區總裁范睿思表示，不久的將來，內地的外資管理模式和開放水平將進一步與香港接軌，外商投資環境將會更加公開、公平、穩定、透明，更加法治化、國際化。

情感共通，融合發展的精神紐帶

“文化灣區”是灣區經濟發展到中高端階段的重要城市經濟文化形態，是世界一流灣區的顯著標誌。在香港內地經貿協會會長黃炳逢看來，“大灣區有共同的根，歷史、語言、文化的同一性是大灣區共同的人文價值鏈，是粵港澳融合發展最緊密的精神紐帶。”

在廣州恩寧路佔地面積僅8000平方米的永慶坊，坐落著李小龍祖居等歷史建築。廣東社科院非遺保護研究中心主任郭軍告訴記者，隨著永慶坊的修復，李小龍祖居、粵劇武打演員的精神家園鑾輿堂活化一新，成為粵港澳三地年輕人熱門打卡地。

近代以來，每當中原社會發生大的變動，港澳地區都會成為走避之地。香港開埠以來，無數香港人身無分文，白手起家，曆盡千辛萬苦，創造了不俗業績。歌曲《獅子山下》“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更是唱出了幾代香港人的心聲。

澳門大三巴是聖保祿教堂被火燒後殘存的前壁，有一個澳門本土人信奉的哪吒廟，香火很盛。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忠烈表示：“建築、語言的交融是中西文化多層融合的結果，但澳門人對嶺南文化的傳承，是守住了根。”

血脈相親的嶺南文化基因為“人文灣區”奠定了情感基礎。嶺海環抱的獨特地理環境，則孕育了嶺南人民崇商重利、冒險進取、內外開拓的精神特點。

曾經國人羞于談錢、怯于言利，深圳蛇口則打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改革開放之初，港澳企業家以開拓進取的精神，義無反顧摒棄種種顧慮，來廣東“喝”改革開放的“頭啖湯”，三地人民攜手推動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1992年，第二次來深圳視察的鄧小平，把這種改革經驗總結為“敢闖”，一時間，“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敢為天下先”“鼓勵創新，寬容失敗”……這些體現改革精神的“原創”口號如春雷般響徹大地，不僅重塑了大灣區老百姓的精神風貌，更鼓舞和激勵了全國人民。

回溯歷史，粵港澳地區自古同源，往來絡繹，同聲同氣。如今的大灣區核心城市與明代廣州府，在地域上大面積重合。大灣區城市群在經濟發展上是帶有戰略眼光的新概念，而文化融合，則自古有之。

放眼世界，粵港澳三地因歷史的原因，分別包含了在世界文明史上舉足輕重的華夏文化、英倫文化、拉丁文化。三種文化在一個極目可達的灣區互相眺望，百姓血脈相連。

“如果説歷史上的嶺南文化是中原內陸文化向廣東的集聚，那麼新時代的嶺南文化則是三大國際文化交流在大灣區的集聚，其內涵的先進性、世界性、開放性和包容性，共同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的整體特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産業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勇説。

“新時代的嶺南文化，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相互抵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屠海鳴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載體，也是粵港澳加快自身發展的難得歷史機遇，只有把相融共生的理念貫穿到具體實踐中，大灣區建設才能各具其美、美美與共，最終融入中華民族的大美之中。（記者 崔興毅 吳春燕 王忠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