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互動”煥發“乘數效應”——浙江探索“三治融合”破解社會治理難題

新華社杭州10月22日電 題：“多向互動”煥發“乘數效應”——浙江探索“三治融合”破解社會治理難題

新華社記者 何玲玲、岳德亮、李平

多年來，浙江省各地不斷從體制機制上探索創新社會治理，在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多向互動”中煥發“乘數效應”，有效形成了“大事一起幹、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發展“困惑”倒逼出治理“新招”

“2010年至2018年之間，高橋街道近萬畝土地被徵收、2200戶農民的房屋被拆遷，高鐵站、工業園區等工程相繼建設。”桐鄉市高橋街道辦事處主任沈建良説，建高鐵站和建工業園區時，安置政策曾引來了群眾猜疑。

針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為了讓群眾參與到治理中來，實現大家的事情大家知曉、大家辦，百姓參政團、道德評判團等自治德治措施應運而生，逐漸形成了社會治理“三治融合”新格局。

“剛開始大家意見不統一，通過村裏的道德評判團等成員主動上門，拉家常、話裏短，一些矛盾被化解在源頭。”桐鄉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徐曉葉認為，“三治融合”喚醒了村民主人翁意識，提升社會治理“內生力”，讓“糟心”變“順心”。

社會治理的成長過程，恰似破繭成蝶。

位於浙西北的安吉縣高禹村，2018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829萬元，十多年前卻並不被人們看好。“高禹村由三個村合併而來，那時候各懷心思，居然連村名都起不好。”2010年，新當選的村黨委書記李更正帶領村兩委班子，推行所有決策村民定、所有討論可參與、所有決定都簽字、所有幹部不碰錢、所有財務都公開。

多位村民受訪時表示，村務信息公開到每一個村民，公開到每一張發票，村兩委班子贏得了村民的信任，也激發了大家參與村莊治理和發展的熱情。

在“中國童裝之都”湖州吳興織裏鎮，45萬人口中外來人口高達35萬。吳興區委常委、織裏鎮黨委書記寧雲説，近年來織裏鎮相繼成立了13個商會組織，打造“紅色樓長”“紅色店小二”，組建新居民組成的“平安大姐”矛盾調解隊伍……這些舉措有效促進了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的“融合”。

依靠群眾，用“智慧”提升治理協同

在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中，浙江各地不斷加強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服務能力，提升社會治理的協同化、智慧化水平。

記者在桐鄉市、安吉縣等地採訪時發現，當地通過構建“基層黨組織領導—百姓議事會民主協商—村（居）民代表大會民主決議—村（居）委組織實施—村（居）務監督委員會民主監督”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有效保障了村民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與此同時，各地紛紛織密社會治理結構，完善社會治理能力。“一批志願類社會組織在參與社區矯正、調解社會矛盾、治理濫辦酒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紹興市委常委、諸暨市委書記徐良平説，近五年來，諸暨市人民調解組織共受理矛盾糾紛近9萬件，調解成功率達98%。

織裏鎮是浙江首批“智慧城市”試點地：消防栓蓋內植入芯片、火警App自動報警、垃圾智慧化分類、“無線織裏”，織裏的産業發展、便民服務、社會治安、城市治理已全部融入數據、登上雲端。

與織裏一樣，越來越多地方的社會治理“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在烏鎮管家聯動中心顯示屏上，實時顯示著這些“烏鎮管家”的動態。烏鎮管家聯動中心主任張常春説，猶如“城市大腦”的“烏鎮管家聯動中心平臺”已經涵蓋平安建設信息、烏鎮管家、治安防控、陽光廚房監視、政務(信訪)諮詢投訴、消防報警等諸多系統，具備了“實時監測、信息共享、部門聯動、群眾互動、風險研判”等治理功能。

將藍圖、選擇權和評判權交給群眾

多年前，高禹村紅白喜事相互攀比、公共場所隨意抽煙等不文明行為、習慣比較突出，改變源自“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突出抓牢村規民約這一關鍵”。

多位村民代表回憶，村兩委班子邀請村民代表、黨小組長、法律顧問等參與制定《農戶喜宴要求和標準》等鄉規民約，聘請7名德高望重的老黨員、老幹部、村民代表作為村規民約宣講員，為村民算算陋習成風的“時間賬”“經濟賬”“人情賬”。

面對群眾新需求，將藍圖交給群眾，將選擇權、評判權交給群眾，換來群眾的衷心支持。嘉興市委書記張兵認為，群眾參與不足曾是過去社會治理的最大問題之一。當前亟須更新治理思維，將藍圖、選擇權、評判權交給群眾，讓群眾深度參與公共事務。

據了解，諸暨市已經制定出臺村民行為約束“負面清單”和勸導式“正面清單”，全市500多個行政村（居、社區）全面完成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等自治章程修訂，藉以推動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約束。

善於從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汲取力量，德潤人心，也是浙江社會治理探索的亮點：選樹道德榜樣、文明示範戶，探索村民積分制度……

群眾訴求是當下社會治理變革的核心動力。“社會治理朝著‘協商共治’轉變，以共建共治共享推動了社會和諧，提高了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桐鄉市委書記盛勇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