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能走在良治、善治的前列？——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浙江實踐

新華社北京11月23日電 題：為何能走在良治、善治的前列？——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浙江實踐

新華社記者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作出明確部署。

新華社記者近日在浙江基層採訪，從一個個鮮活故事中，感受到之江大地勇立改革潮頭，在實踐中探索創新，強化黨建引領、推進科技支撐、引導群眾參與，譜寫著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新篇章。

黨建引領：黨員幹部成為聯絡服務群眾的中堅力量

75歲的退休老黨員沈珍壽，家住嘉興市七星街道三家浜社區，他還有一個特別的身份——聯戶黨員，負責聯絡周邊12戶社區居民。

“今年夏天小區門口的窨井堵了，路面積水出入不便，老沈第一時間向社區反映，路面疏通了；我們房子挨著馬路，晚上大車路過噪音太大，也是老沈反映後給我們安了隔音板……”談起老沈，聯絡戶符根林豎起大拇指，“聯戶黨員就是我們的代言人。”

“像老沈這樣的聯戶黨員，在我們社區共有169名，聯絡全社區1904戶居民。他們可以隨時向社區幹部反映聯絡戶的情況、訴求，還可以在社區每月5日定期召開的聯戶黨員工作彙報會上提出問題建議。”三家浜社區黨委書記王雪峰告訴記者。

三家浜社區的做法，是構建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新模式的一個縮影。

據介紹，嘉興市近年來深化新時代“網格連心、組團服務”工作，以居民小區和自然村落為基礎單位，劃分4379個地理信息網格，堅持把黨支部建在網格上，全市12.6萬名在職黨員回社區報到亮身份，每名黨員聯絡5至15戶群眾，落實群眾代辦事項必到、負面情緒必到、突發事情必到、矛盾糾紛必到、紅白喜事必到“五必到”制度，黨員幹部成為聯絡服務群眾的中堅力量。

城市老舊小區，是基層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杭州市長慶街道居住著6萬多人，其中1.2萬人為外來流動人口，街道很多小區是老舊小區。企業退休職工張雪蓉，是街道王馬社區橫燕子弄小區的一位樓道支部書記。

“老舊小區沒有物業和業委會，社區裏的大事小情需要發揮樓道黨支部和小區黨員的作用。”張雪蓉説，通過樓道支部包乾樓道、樓道黨員結對家庭，做好垃圾分類入戶宣傳、入戶指導和考核監督等工作，目前小區居民垃圾分類準確率達到85%以上。

“我們街道6萬多人的居民人口，每天三四萬人的人流量，光靠專職工作人員，力量遠遠不夠。”長慶街道黨工委書記應彩虹介紹，街道通過成立85個樓道黨支部，在垃圾分類、老舊小區改造、互助式養老、平安建設、矛盾糾紛調解等各項工作中，發揮3200多名社區黨員先鋒模範作用，讓黨員成為群眾身邊最貼心的服務員、政府工作的好幫手。

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不僅讓黨的工作做得更深更實更細，也打通了服務群眾、密切黨群幹群關係的最後一公里。

科技支撐：以信息化推動治理現代化

11月18日清晨，江蘇丹陽的“90後”女孩戴玲玲來到水鄉烏鎮，準備辦理酒店入住時，卻發現身份證忘帶了。“以為要跑到公安局去辦臨時身份證，沒想到酒店前臺跟我説，在網上申請就能輕鬆搞定。”

打開“烏鎮民情”公眾號、選擇“住宿審核”填入個人信息……6點25分，戴玲玲提交申請，7點58分，就拿到電子版“無身份證件旅客住宿證明”順利入住酒店。

遠程辦理遊客的身份審核，這是“烏鎮管家聯動中心”的一項功能。

作為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舉辦地，烏鎮依託信息技術織就一張社會治理高效之網，小到犄角旮旯的路燈、排水口，大到重點場所的路況、人流，全都“一網盡有”。

“依託‘烏鎮管家聯動中心’平臺，我們實現了治安、消防、交通、安監、烏鎮民情等相關數據整合，25個部門在線協同，讓城市萬物互聯、百姓安居樂業。”桐鄉市“烏鎮管家聯動中心”主任張常春説。

深具互聯網基因的杭州市，在構建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方面同樣走在前列。

在杭州“城市大腦”的旅遊大數據大屏上，記者看到西湖等熱門景區的實時遊客量、承載量，酒店在線預訂分析，行業消費分析等數據一目了然。

“打通不同部門的數據，擴大其有效應用場景，杭州的目標是讓遊客在杭州多遊1小時，將原本耗費在交通擁堵上的時間更有效地利用。”杭州市旅遊委員會旅遊經濟實驗室主任傅衛權説。

在長慶街道，一套整合多個平臺數據資源的社會治理綜合服務系統“長慶微腦”，發揮著科學精細管理的作用。

通過“長慶微腦”的出租房管理系統，全街道4270套出租房全部建立電子檔案，根據安全隱患程度標注“紅黃綠”三色，實現對每個租戶的“靶向式”精確管理，系統運行近三年來，居民投訴量、刑事發案數均下降三成。

在紹興諸暨市，信息化也為基層矛盾糾紛化解注入新動力。

今年初，市民孫某在諸暨某醫院做了右聲帶息肉切除手術産生不良反應，要求醫院賠償損失，醫院卻遲遲未答覆。通過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ODR平臺），他上傳調解申請書及證據材料，並預約專職調解員。

經過調解員調解，不到半個月，雙方通過視頻達成和解，醫院當場支付2萬元。“本以為一場漫長的官司在所難免，沒想到這麼快就得到滿意的調解結果。”孫某坦言。

諸暨市人民法院副院長葛繼光介紹，ODR平臺集結127家調解組織、648名調解員，可以實現多種類型糾紛的調解。今年1至10月份，諸暨法院訴訟服務窗口共分流糾紛11591余件，引導率85.48%，其中調解成功3470件，辦理司法確認2948件。

群眾參與：眾人的事情眾人商量

陽光溫暖的週日上午，嘉興南湖區的一個社區活動室裏熱鬧非凡。在志願者引導下，家長們帶著孩子一起做壽司，享受天倫之樂。

“去年7月我們搬到南湖的湘城社區，一開始很擔心外地人會不會被排擠，沒想到社區的很多事情我們都能參與，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感覺。”來自江西的社區新居民郭小毛説。

記者了解到，由於半數以上的居民是拆遷戶，湘城社區曾是出了名的“混亂”小區。去年開始，社區引進140多個社會組織，帶動居民參與社會治理。

“少年派”計劃，每週有超過10種活動，以孩子為紐帶推進家庭教育；“大樹計劃”針對社區老年人，提供就餐、就醫、就浴等貼心服務；“紅色物業”計劃，發動居民一起助力保安聯防、環境養護……

“大家共同參與，因為這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居民鐘桂蘭説，連續9年來，每個月的16日，社區都會開展民情民意懇談會，大家坐在一起提意見，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

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浙江在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方面也有不少創新探索。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鄉賢參事會、紅楓義警協會、鄉風文明理事會、志願服務隊、鄰里糾紛調解會、楓橋經驗宣講隊、文藝宣傳隊、老年協會、“楓橋大媽”、退伍軍人服務社……在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一個個群眾自治新載體，拓展著基層治理的新路徑。

眾人的事情眾人商量，集體的規矩集體制定。

走進桐鄉市崇福鎮南陽村，村民俞咬根家門口挂著的彩帶氣球，依然烘托著孫子剛剛結婚的喜氣。

“以前辦場喜事可不輕鬆，娶個媳婦流水席吃掉十幾萬元也不奇怪。”俞咬根説，現在婚宴就在小區文化禮堂裏辦，大家吃得開心，又不浪費。

風氣的改變，源於村裏道德評判團的作用。

南陽村黨總支書記張國偉介紹，為了剎住攀比浪費之風，村幹部、黨員中心戶、部分村民代表組成的道德評判團，擬定了一張紅白喜事菜單，經徵求全村人意見，為大傢伙兒立下“硬杠杠”：菜品每桌價格800元至1200元，香煙一包不超過50元，白酒一瓶不超過200元……

人民的訴求是治理變革的動力，人民的智慧是治理創新的源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桐鄉市在全國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起覆蓋全市211個村社的“一約兩會三團”：即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治”出了社會活力，“治”出了和諧有序。（記者：鄔煥慶、朱基釵、裘立華、方問禹、俞菀、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