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調試中的東北首條“機器人製造機器人”生産線

    “總體上還是下行趨勢，預計年均GDP增速在6.5%左右，比‘十二五’期間年均7.7%的增速要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談及“十三五”期間的中國經濟走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專訪時，做出了如此預測。

    儘管比一些人的預測值低，但在陳東琪眼中，“6.5%可能還是一個稍微樂觀一點的判斷”。其依據是，內部來看，根據經濟發展的自身規律，在經過30多年的超常規高速增長之後，資源發展條件已接近臨界水平，中國經濟必然需要一個時期來進行調整；外部來看，世界經濟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在危機之後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強刺激下的“復蘇”動力不足，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後半程，世界經濟將會遭遇一段比較困難的時期。

    “‘8’的時代已經結束，至少在未來的五年規劃中，再不會出現年均8%的增長奇跡了。”事實上在他看來，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速都將維持在5%～6%左右的水平。

    不過，這並不代表陳東琪是一個“悲觀派”。相反，按照他的理解，當增速下降到一個合適的位置，調整充分以後，中國經濟將會真正邁入“新常態”。而“十三五”恰恰是中國經濟由1978年以來的超高速增長邁向新常態的轉折期。

    陳東琪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肯定會超過100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大概能到110萬億元”。因此他認為，“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不是速度、數量和規模，而是質量和效率。

    “轉型已經説了多年，這一次內外原因的結合，可能是必須要轉了。”在他的願景裏，經歷了成功的提質增效之後，中國經濟將會呈現出“五個現代化”的特徵：城鄉現代化、産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

    “未來三十年裏應該好好謀劃這五個現代化的進程，如果真能實現，那麼5%、6%左右的增長不但不低，而且將是實實在在的有質量的增長。”陳東琪表示。

    總量快速擴張期已近尾聲

    “因為經濟自身有其中長期的發展規律，經過30多年的超常規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必然需要另一個時期來進行調整，以回到常規的增長軌道上去。”當《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問及為何對“十三五”的增速預測“如此之低”時，陳東琪首先給出了這樣的回答。

    在他看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年保持了接近兩位數的年均增長。然而，在取得驚人成就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多後患，使得高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

    其一，當前環境壓力已經接近臨界狀況，未來需要在生態環境不斷改善當中來獲得發展空間，這必然會對發展速度構成束縛。

    其二，資源壓力方面，陳東琪坦言，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GDP由幾千億元人民幣上升為幾十萬億元人民幣，主要是靠資源消耗，尤其是煤炭消耗，這不僅帶來了資源壓力，也帶來了環境問題。

    其三，“十三五”期間，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會快速增長，而15～60歲人口的佔比將會下降，這意味著年輕人口時代正在向中老年人口時代轉變。

    “在新中國成立後出現的那個人口高增長期，未來5年後剛好是這些人的退休時期。所以，由人口年輕化推動的高速增長在轉向人口老齡化時代後，經濟增長會放慢。”陳東琪談到。

    其四，從産業角度看，工業化初期數量型、鋪攤子式的工業化模式基本結束，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轉型力度較大，正在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時代邁進。工業佔比在下降，服務業佔比在提升。

    針對這一狀況，陳東琪分析到，相比較工業，服務業的産業鏈條比較短，雖然服務業佔比增加所推動的經濟增長，資源消耗會少一些、環境破壞會小一些、對就業增加會多一些，但是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小一些。

    其五，陳東琪認為，伴隨工業化時期的大基建會減少，比如各地工業園區和新建企業的建設。

    其六，城市化速度放慢。“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5年這20年，是中國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時期。當時的城市化率不到30%，而明年至少會到55%。20年增加了25個百分點，1年平均增加1.25個百分點。”陳東琪表示，超過這個階段之後，市民佔比增加，農民佔比下降，農民主體型社會開始向市民主體型社會轉變。

    “市民主體型社會會增加消費需求，農民轉化為市民的過程會帶來很大的投資。但這個過程放慢，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放慢。”陳東琪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在60%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城市化的年均增速將比前20年城市化的年均增速低20%。

    最後一點，從區域角度，陳東琪談到，曾經快速增長的地區都在放慢，一些東南沿海地區都已回到常規增長。

    “綜合這些因素，意味著中國經濟總量快速擴張期已近尾聲，‘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是提質增效。從國際角度而言，就是提升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他説。

    “不排除再次出現全球經濟危機”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復蘇動力不足”為由，年內第三次下調對世界經濟增速的預測。但與此同時，卻提高了對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測。

    “雖然基於在全球科技、服務市場和貨幣市場等方面有優勢，當前美國經濟出現了較好的復蘇態勢，但這種看似‘充足’的動力也只是相對的、短暫的。”陳東琪預計，一段時間來表現不俗的美國股市和房地産市場將會分別在2015和2016年見頂，此後將進入下降期，美國經濟也會再度陷入低迷。

    之所以認為美國經濟“好景不長”，他給出的理由是四個字——需求不足。事實上在他看來，這已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所共同面臨的頑疾。

    “以前要是遇到類似于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問題，油價就會暴漲，現在反而下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需求供給嚴重不平衡。”陳東琪相信，沒有需求增長的時代，經濟增長也難有出色的表現。

    而引發需求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則需更多從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舉措中來尋找。陳東琪分析談到，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依靠強刺激縮短了遭受危機衝擊的時間，但結果卻是“世界經濟的調整並不充分”。

    “美國從戰後一直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之所以能大體保持較快增長，是與1929～1933年的那次大調整密不可分的。”他直言，危機中調整得越充分，未來增長的動力會越強。但此次危機後，世界經濟雖然經歷了短期調整，發達國家諸如債務水平高、福利水平高等結構性矛盾並沒有得到明顯改觀。

    “債務水平和福利水平過高，必然導致未來缺乏足夠的資金進行投資，再考慮到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發達國家需求能力減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陳東琪強調。

    除了需求不足，拖累世界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因素則是貿易下滑。“從最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慢。最近3年的增速大概只有最近30年全球貿易增速1/2的水平，每年只有4%、5%左右的增速，而原來經常是兩位數增長。”陳東琪談到，世界貿易這個發動機的減速，一定會使經濟增長放緩。

    基於這種局面，他告誡到，“十三五”時期，全球經濟增速會進一步放緩，年均增長很難超過3%，甚至不排除出現第二次經濟危機的可能。“如果真的發生，有可能是在2018～2020年，而且會比此次危機更難以應對。”他談到，“因為這一次還可以搞零利率、搞QE，到了第二次還能這麼做嗎？還敢這麼做嗎？”

    陳東琪直言，當前全球利率水平都處於低位，一些經濟體甚至是負利率，在全世界貨幣都過剩的局面下，即使遭遇危機也很難再依靠“發票子”來應對，所以只有調整、衰退和下降，“屆時，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會比現在更加惡劣。”

    用改革紅利稀釋轉型壓力

    梳理今年以來的經濟運行態勢，就業形勢良好無疑是值得稱道的亮點之一。

    在GDP同比增長7.4%的環境下，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前三季度達到1082萬人，預計全年超過1300萬人，遠高於年初1000萬的目標。“轉型時期，經濟增長不斷下臺階、找底線，但對就業的衝擊一開始不會很大。”針對這一狀況，陳東琪給出了三點解釋。

    首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供給在減少，即要求工作的勞動力和前30年相比大幅減少。

    其次，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提高。“1個百分點GDP的增長，原來能帶動70萬、80萬的新增就業，現在則是150萬以上。”陳東琪分析談到，這主要是因為，相比較製造業，服務業帶動就業增長的幅度更大。

    其三，“農村剩餘勞動力水池裏的水不多了”。陳東琪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改革開放前30年，農村勞動生産率提高，將農村原來大量隱性的失業人口變成為城市中顯性的失業人口，因而就業壓力很大。但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如今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已大大減少。

    “如果説改革之初是80%的農業人口養活將近10億總人口，那現在則是6億多農業人口養活13.5億總人口。”在他看來，這意味著，相比較以前幾乎是無限供給，未來農村慢慢會出現勞動力供給結構性不足的狀況。

    “正是由於失業增長和經濟減速不同步，因此在本輪經濟下行初期就業壓力不是很大。”不僅如此，陳東琪認為，如果經濟繼續下行，失業率即使走高一些，也不用過於擔心，因為中國經濟結構已發生了新的變化——服務業和小企業發展更加迅速。

    按照他的分析，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率的提升，服務業不斷增加，GDP增長帶來的就業將繼續擴張；另一方面，相比較于大企業，創造出同樣的GDP，小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更多。

    “因此，未來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破除阻礙服務業和小企業發展的障礙，通過改革來稀釋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就業壓力。”陳東琪最後強調。（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