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9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出新一批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舉措，打造公平規範便利的營商環境；一是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建設項目試生産審批等62項審批事項；二是對快遞業務員職業技能確認等89項仲介服務事項，不再作為部門行政審批受理的必要條件。三是強化“先照後證”改革後的事中事後監管，工商等市場監管部門、審批部門和行業主管部門依照法律法規和分工履行職責，協同配合，防止出現監管真空。同時，探索推進綜合執法模式，大幅減少市縣政府執法隊伍種類，普遍推廣隨機選擇被檢查對象和檢查人員的“雙隨機”監管方式。建立工商部門對申請人和審批部門的“雙告知”機制，強化信用監管，對違法失信企業和個人在招投標、出入境、政府採購等方面給予限制或禁入。織牢捍衛市場秩序的“天網”。

    作為新一屆政府的先手棋、重要抓手和“開門第一件大事”，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被擺上重要議事日程，被視為“牽著牛鼻子的改革”。兩年多來，行政審批、投資核準、資質資格許可認定和評比達標表彰等事項大幅減少。僅中央層面取消、停徵、減免420項行政事業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少個人和企業負擔近千億元。

    應當説，這樣的簡政放權“成績單”是靚麗的，卓有成效的。但客觀而言，也應理性看到這與人民群眾的期待和經濟發展要求相比還是有較大差距。用李克強總理自己的話説，現在“不少群眾反映，現在門好進了、臉上也有笑容了，但就是不辦事！”“對個人來説，耗費了時間和精力，增添了煩惱和無奈；對社會來説，削弱了公平和效率，抑制了勞動生産力提高；對黨和政府來説，影響了形象和威信，挫傷了人心民意。”

    歸結起來，問題主要出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政府一些“該放的權還沒有放，手伸得還是太長”，簡政放權未盡；另一方面，“已出臺的簡政放權措施尚未完全落實到位”，簡政放權後的管理出現了一定的管理“斷檔”和“真空”。

    前一方面的典型表現是，在許多地方、不少部門和行業，雖然從總體上説群眾辦事、需要政府審批的項目已經減少不少，但實際上還是太多，離群眾真正辦事從簡、高效等還是有一定距離。而且就實際來講，一些部門和方面前期放掉的項目，可能本就是一些可有可無、項目“含金量”不很高的，而真正需要群眾辦事的核心項目和過程還依然存在管理過多、過嚴等問題，依然不利於營商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和簡化。

    後一方面的明顯表現是，在實際中，一些部門、一些系統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簡單求“放”的數量而忽視“放”的效果，缺少部門協調和溝通，致使放權後的部門間協調監督出現空白，導致群眾等的辦事難依舊。

    一個典型案例是今年8月底，公安部公佈不再開具包括“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生存（健在）、死亡證明”等18種不在公安機關辦理範圍內的證明。然而，公安部門簡單的一紙公告在撇清與這些證明“無關”的同時，卻無其他相關部門及　時“接招”受理。由此造成了當前諸如居民出國旅遊簽證、高齡老人房産　過戶等辦理過程中的“難上加難”。

    因此，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勢在必行、刻不容緩。因為這是實現“雙中高”目標，為改革培育新動力的需要；是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為改革提供不竭支撐的需要；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為改革“修枝壯幹”的需要；是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改革清障搭臺等的需要。

    早在今年5月份的國務院常務會就明確提出了五個“再砍掉一批”：再砍掉一批審批事項，再砍掉一批審批仲介事項，再砍掉一批審批過程中的繁文縟節，再砍掉一批企業登記註冊和辦事的關卡，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的收費。同時，要以剛性制度來管權、限權，劃定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的權責邊界等。

    由是觀之，此次明確的取消62項審批事項等，可謂是按照既定簡政政放權目標前進的集體體現，是進一步紮實優化營商環境等重要動作和具體必要措施。這也再一次體現了國務院排除萬難、敢啃改革“硬骨頭”的決心、信心、毅力和勇氣，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的較真精神。

    簡政放權激發的是市場內在活力和能動性，而放權後加強市場監管，則是保障市場永葆健康活力的必要條件。有理由相信，沿著既定的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大戰略和具體的改革路徑前行，我們的市場必定會充滿生機和活力，改革必定能取得最終的成功。（余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