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過去的印象中，科學家往往是白髮蒼蒼的老者形象，他很有想法，很有想象力，動手能力也很強。比如愛迪生，為了做一個燈泡，一次次地試驗材質，試出來了，燈泡也就做出來了；然後是籌錢、辦工廠、商業化、賺錢，然後再打官司，最後把錢都賠進去，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

然而在今天，科學家憑興趣搞創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首先，從美國的科研與商業現象來看，做科研的科學家往往是在學校的科學家。過去，他們在聯邦政府的資助下所做的科研專利並不能獲得商業化的應用。然而，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拜杜法案》後，曾經的那些沉睡的被“束之高閣”的專利技術，逐漸通過工業化進入商業應用。

其次，市場化的需求一端，也在牽引著科學家的精力與興趣。相關企業會邀請科學家到企業工作，再把問題帶回實驗室裏，讓科研與生産相互配合，使得創新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憑興趣的，而是目標非常明確，非常具有針對性的。資本、決策、判斷與需求的牽引融為一體，每一項創新研究的背後都與市場需求的驅動密不可分。“發明創新”不再是一個人靈機一動的創造，創新産品都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經過大量努力，通過商業化驅動進行的科研創造。

科學家包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大家知道，發明創造CDMA技術的是一位女明星，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商業化路徑，最後只能夠繼續做女明星，無法成為靠科學發明致富的企業家。

第三，在商業化産品以後，科學家佔大頭的時代也過去了。從當下的數據來看，從發明到産品，發明專利僅佔産品收成的百分之二；而每一元錢的科研成果背後要有一百元錢的商業推動才能付諸實現，轉化為商業化的産品。

第四，依靠一套企業治理結構完成整個商業化鏈條的時代也過去了。靠一套公司治理的方式就把産品從無到有，從一個理念，一個科學的想法變成一個時代的産品，進而完成商業鏈條的時代也過去了。科學家的佔比在慢慢稀釋，原來的公司體制和治理結構處在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這也是一個需要動態摸索的過程。如何讓科學家心甘情願地接受一個股權比例低得多、但絕對收入大得多的結果，是一個動態摸索的過程。從這一點看，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投資家應該儘早走到國外去，儘早發現這些商業機會，“早一點走出去，早一點看清楚”。

第五，靠財務投資坐享其成的時代過去了。僅僅投錢就想坐收所有漁利的時代過去了。見到一個技術，把錢投進去，當然會長大。但是，可以長多大？這是投資人自己努力的結果，早期投入的人有一份責任，自己是一個自變量，為了使它可以長得更大，我們需要有戰略眼光的投資，因為戰略投資可以幫助我們，幫助這些科技發明，重新定義其盈利空間，重新定義盈利的分配方式，讓它有一個更大的生長空間。

第六，僅僅靠細化的創新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比如治病，我們今天的想法是發明針對疾病的藥物，但將來可能是通過基因技術來預防和治療疾病。比如教育，我們今天的想法是，如何把課程講得更細緻，讓同學把書背全。但再過一些年，教育方式發生了改變，不是這樣教書了，那時學生所需要的知識與方法不再是我們今天所講授的了。因此，在創新時代，我們要靠全新的技術，這同樣需要走出去看。

第七，靠法律來保護知識産權的時代過去了。我們在美國參觀了一個企業，叫做1366，這個公司的名字不起眼，他們所做的産品是太陽能硅片。傳統的硅片就是一大片硅，用金剛石像切豆腐一樣切割。在切割的過程當中會有很多廢料，這個公司有一項核心技術可減少或利用這些廢料。這個技術如果僅僅靠法律保護，將來誰偷走這個技術就上法庭打官司，這是沒有用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平臺，一個生態來保護這些專利技術，這一點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持。

第八，僅僅靠燃料加工的時代過去了。在過去，我們中國人只管製作，處在製造業的較低層次。但今天，在“積木式創新”的浪潮中，中國自己的優勢應當被把握和發揮：我們能夠發明創造，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整個發明創造的過程，所謂“創新”的過程，我們不僅僅承擔燃料加工的角色，我們還可以進行技術創新，進行應用創新。

第九，依靠簡單模倣的時代也結束了。在全球化時代，依靠簡單模倣已經無法生存了。因為信息不對稱的障礙已經基本上被消除了，別人有什麼我們都知道，我們做什麼人家也知道。所以，我們必須早一點出去看，避免重復，避免閉門造車，要早一點出去了解國外的發展情況。

第十，靠政府主導的時代同樣過去了。從前，我們發現一個好的産業，就依靠政府來牽引發展。但我們看一下今天美國的創新企業，那些在做驚天動地發明創造的企業，往往都是在毫不起眼的地方默默工作著。這些企業有兩個特點，一是它開始的時候很小，二是它長得很快。它很小的時候，政府看不到它；它長得太快，政府來不及反應。所以，我們的建議：一讓資本來識別，讓資本來牽引，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真金白銀來投資，他們更敏銳；二是讓企業家來主打，因為中國具有應用創新的優勢和製造業的優勢，最適合進行大規模量産；三是讓政府來消除障礙，深化供給側改革，那就是降低稅收、削減管制、以及促進企業家創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薛兆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