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工具包”再添新工具。2月1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為了更好發揮科技創新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支撐和促進作用，國家將出臺支持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政策措施，促進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會議確定，鼓勵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通過轉讓、許可或作價投資等方式，向企業或其他組織轉移科技成果，並享受以下政策，以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

科技創新的成敗，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發展戰略的成敗，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創新發展”被排在首位，這體現了中央以創新理念引領“十三五”時期我國社會發展的戰略思維。

近年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直是熱點話題。李克強總理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強調萬眾創新的“萬眾”也包含科學家、科技工作者，他們的成果需要轉化。要讓科技人員以自己的發明創造合理合法富起來，激發他們持久的創新動力。正因如此，中央高度重視打通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通道，部署和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後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並於去年10月1日正式實施。最近9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至少有4次議題涉及科技創新，其中2月1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支持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一攬子措施。

尤為注意的是，2016年初，國家層面在科研領域的重要佈局和改革便陸續啟動。比如科技部發佈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首批重點研發專項指南，國務院促科技成果轉化，以及將組建國家實驗室等。此外，近期多個省市也相繼推出措施，結合高校改革，破除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障礙。

可以看出，中央對於創新創業的高度重視以及創新創業對於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意義。結合當前的經濟轉型來看，中國對科技創新及産業應用的要求極為迫切，今後科技體制改革的突破方向，將會向科技創新以及形成産業能力傾斜。正如會議所言，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對於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義。

誠然，目前我國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不過也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差距，亟待加強和改進。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透露的一組數據很能説明問題：我國研發投入在國家層面和GDP的比例為2．1％，比北歐一些先進國家的3％至3．5％還差得比較遠。相對來説，企業研發投入更加不足，我國規模以上企業經濟投入佔銷售比例為0．9％，而發達國家一般平均都在2％或者2％以上。在統計的36個工業行業裏，其中高於平均值0．9％的僅佔1／3，與國際優秀同行相比仍然有差距。科技成果轉化不夠，貢獻率有待提升。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水平；專利技術交易率只有5％，真正實現産業化則不足5％。我國在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上對外依存度高達50％，高端産品開發70％技術要靠外援技術，重要的零部件80％需要進口，一些關鍵的芯片甚至是100％進口，其花費遠超過原油進口。

事實告訴我們，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應該瞄準科技創新。可以看到，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創下25年以來新低，傳統製造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略顯乏力，但以創新型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新經濟已經蓄勢待發，儘管有些行業和企業還處於萌芽狀態，但它們已經充分顯示出了增長的活力和潛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衡量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研發投入正日益受到地方政府重視，許多省區市已經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指標寫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

眾所週知，發展科技創新離不開優良的制度環境、先進的技術知識、集聚的人才優勢和強大的財政扶持。特別是對於初創小微科技企業而言，其與生俱來的脆弱性與中國市場環境建設的相對滯後，決定了這些“星星之火”在發展的原始階段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的協助與扶持。為了使科研投入更多地轉化為實用的科技成果，政府除了要圍繞激勵企業創新來完善金融、稅收、價格、財政、知識産權等管理政策，增強企業創新內生動力，積極研究提高財政科技支出用於企業比例的措施，也需要從改革科研經費分配體系、打擊科技腐敗等方面著手。

除此之外，還需考慮一些市場條件和社會成本。也就是説要引領全社會構建一個適於創新創業的環境。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創新創業門檻；其次，提供創新創業公共服務，既可以通過自身建設“雙創”服務團隊，也可以選擇與社會專業服務機構合作；第三，要提供一個相對完善的創業投融資體系，解決初創科技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同時，地方政府還需要處理好與市場的關係，不能干涉企業經營發展的具體過程，將這一過程交給市場調節。（周子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