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過上海很多很多次，多得都記不清了。”站在上海陸家嘴香格里拉酒店的窗邊，遙望黃浦江對岸鱗次櫛比的建築，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柯恩（Gary Cohn）對上證報記者感嘆道，第一次來的時候，對面還沒有這麼多高樓，“你看現在，有這麼多。”

而當記者與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管理局的代表——首席業務發展官薩爾曼·傑弗裏（Salmaan Jaffery）對話時，他兩次強調，非常榮幸來到中國，“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柯恩和傑弗裏都是“中國速度”的見證者，當他們和其他大約700位代表一起，現身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現場，這不僅是一場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對話，同時也成為一場為世界經濟前景謀略，並且不僅僅只是政府決策層參與的多邊“頭腦風暴”。

這是中國擔任2016年G20主席國後主辦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各方代表熱議世界經濟前景、商議協調各自的政策立場，為今年稍晚即將召開的G20杭州峰會預熱。

而各國財金首腦也在此次上海會議上回應了世界需求，27日發佈的公報指出：將各自和共同採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來應對風險、增強市場信心和促進經濟增長。

可以看見，G20的“中國年”，正讓這個多邊組織從各自獨立的危機處理模式，漸漸邁向一個能夠進行長期規劃的平臺。

以結構性改革促産出增長

2016年的開局，全球經濟看起來極不穩定，無論是石油等大宗商品，還是多個國家的股市及新興市場匯率都發生了顯著波動，地緣政治風險加劇，而貨幣戰爭的“魅影”若隱若現。此前曾使用過的“藥方”似乎不再奏效。

根據G20發表的會議公報，對全球經濟前景進一步向下修正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不過，近期市場波動的程度並未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

作為重要的全球性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平臺，G20被寄予厚望。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6日晚發表視頻講話指出，希望各方充分發揮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的優勢，為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作出不懈的努力。

而與會代表正在回應人們的期待。G20指出，需要採取更多行動，以實現提振全球增長的共同目標。“我們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來實現這些目標。”

彭博社分析指出，這次會議旨在讓政府起到更大的作用，讓中央銀行行動少一些。

公報指出，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我們重申發揮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相輔相成的作用，為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提供支持。加快結構性改革將提升中期潛在增長，並使經濟更具創新性、靈活性和韌性。”“2016年，我們將優先推進並特別強調實施調整後的國別增長戰略，以便到2018年實現産出額外增長2個百分點的目標。”

其中，結構性改革成為此次上海會議的關鍵詞之一。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深化結構性改革是有效應對全球經濟中長期挑戰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矯正各種扭曲，改善資源配置。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其中包括簡政放權及放鬆管制、價格改革、鼓勵創新、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以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他表示，目前看，改革總的效果是好的，經濟結構不斷得到優化。2015年，中國經濟中消費佔GDP比重達到66%，服務業超過55%，投資佔比大幅減少，但社會投資特別是技術設備投資增長較快。這些改革措施使資源配置得到改善，就業比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支撐了全年6.9%的增長。

野村亞洲（除日本外）首席經濟學家兼全球市場研究主管蘇博文（Rob Subbaraman）指出，“一方面要推進艱巨的供給側改革，另一方面又要確保GDP增速不會過度下滑，兩者的動態權衡絕非易事。”他進一步預計，中國決策層會繼續採取折衷做法。也就是説，中國會擇機逐步推進供給側改革，同時在必要情況下進一步放鬆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允許人民幣對美元有序貶值以及實施一些量化限制措施來緩解國際收支壓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27日則表示，更有活力的結構改革是必要的一攬子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

承諾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

對於世界領導人而言，結構性改革或許可以被稱作是一種“B計劃”。由於經濟增長顯露疲態，不少經濟體都選擇強力的寬鬆貨幣政策，其中包括負利率等，這引發外界對“貨幣戰爭”的擔憂。

G20公報指出，“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我們將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認為，眼下不是把全球增長視為理所當然、把重心放在財政整固上的時候。各國貨幣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試圖以量化寬鬆和負利率手段放寬貨幣政策。如果這些貨幣政策有擴張性財政政策配合，而不是在孤身作戰，或許會起到更大作用。退一萬步説，就算各國政策制定者做不到步調一致，他們至少也需要正確理解彼此的意圖。

“如果更寬鬆的貨幣政策能帶來更高增長和更多貿易，而不只是通過貨幣貶值從全球需求中攫取更大份額，那麼這種政策就未必非得是零和遊戲——財政刺激更是如此。”

而在兩天的討論中，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受到關注。總部位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協會總裁亞當斯稱，周小川無疑是參與這次會議的最重要人物。

回應外界對中國的關注，周小川指出，中國歷來的觀點是反對競爭性貶值，反對用貶值贏得出口競爭力。他還表示，從經濟基本面來看，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

而野村的蘇博文認為，如果供給側改革沒有取得明顯進展從而提振對未來經濟的信心，那麼人民幣對美元的有序貶值也可能會引發人民幣加速貶值的預期；如果中國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國資産開始加速增加，這或將引發惡性循環。

“最終，避免中國外匯儲備大幅萎縮的關鍵在於成功推進供給側改革，不然中國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國資産可能會加速增加。”蘇博文稱。

目前看境外資産配置型投資者可交易現金産品，但還需觀察他們能否獲准進入國內銀行間外匯市場及利率衍生品市場。考慮到市場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的關注，缺乏流動性高的可交易工具來對衝人民幣匯率利率風險可能會降低境外投資者近期的投資興趣。因此德銀預測，今年境外資産配置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市的規模約在人民幣3000億元。

把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

G20為世界經濟頑疾謀方案的努力令人期待。按照2016年G20財金渠道工作計劃，今年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於4月14日至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7日表示，與會各方強調要進一步增強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的地位，在應對國際經濟挑戰、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等方面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他表示，G20成員之間開展討論溝通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報政策考量是我們的一種交流方式，就各自市場形勢發展情況交換信息、相互通報各自的政策意圖以及就全球經濟前景交換看法，避免發生意外。

而這種國際合作也引領著一個多邊合作的時代。根據G20的公報，與會各方期待世界銀行會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就展示多邊開發銀行對促進基礎設施發展的承諾提出共同行動建議。“我們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關於分析和研究可能擴大SDR使用的報告。”

IMF總裁拉加德表示，要採取大膽的多邊行動。這就要求，實施過去在G20框架下做出的承諾，特別是今年要有新的勢頭從而有助於實現到2018 年經濟增長提升2個百分點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會議還涉及具有東道主國特色的議題，包括如何提升多邊開發銀行的融資能力，促進互聯互通，推動國際金融框架改革，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等。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帶動和穩定作用正在凸顯。“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亞投行成立開業，為很多國家互聯互通、合作發展搭建了新的平臺，也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管理局的代表-首席業務發展官薩爾曼·傑弗裏（Salmaan Jaffery）便對上證報表示，中國歷來便是迪拜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一帶一路”同樣是該機構的發展重點之一。

G20“中國年”剛剛啟程，作為東道主，如何繼續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智慧，值得各方期待。

外資機構齊聚上海
感知中國經濟“溫度”

上週末，在全球矚目G20“中國時間”的同時，高盛、德銀、野村、匯豐、渣打等大批外資金融機構高管齊聚中國上海，第一時間感知中國經濟動能、中國政策的“溫度”。

在他們看來，在全球市場動蕩、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加劇之際，中國作為G20主席國推動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以加強討論，共同塑造更加平穩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環境。而中國的經濟前景、金融市場改革、外儲的變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都是舉足輕重的。

中國經濟前景令全球關注

近期，全球經濟復蘇依然乏力，金融市場出現波動，下行風險有所上升。在這一背景下，G20迫切需要分享中國的經驗和做法。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6.9%，在世界範圍內仍屬較高水平。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到66.4%，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6%。

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柯恩（Gary Cohn）在上海接受上證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正在向消費驅動型增長轉變。在過去三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做那些它告訴市場它要做的事情，包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變等。

“中國是一個大的經濟體，過去不僅自身快速發展，還通過進口自然資源等方式帶動了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柯恩説，而現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外部很多投資者在評估，究竟中國經濟是否足夠強勁、仍然能推動其他經濟體經濟增長，還是僅能保障中國經濟自身的增長。

德勤上週末發佈一份報告稱，儘管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中國在海外尤其歐洲的並購仍舊持續升溫。中國經濟現已進入“新常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人民幣國際化、新“五年規劃”等多項挑戰。

“中國海外投資現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從2014年開始，中國已成為資本凈流出國。並購是中國企業擴大業務、拓展國際市場的最快途徑之一。過去五年，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躋身世界500強。” 德勤全球中國服務部主席楊瑩如是説。

金融市場改革或加速

境外投資者在中國內地金融市場參與度的逐步提升，也被外資認為有助於提升人民幣作為中長期全球投資和儲備貨幣的前景，將促進資本流入。

德意志銀行預計，中國將在2016年加速金融市場改革。德意志銀行高級策略師劉立男錶示，近期向境外投資者開放銀行間債市，使得中國已經完成向境外投資者開放國內固定收益市場“三步走”中的最後一步，預計未來境外投資佔國內債市的份額有望增至8%-10%，即約有8萬億-10萬億人民幣的潛在資本流入。

德銀還預測，中國將在未來兩年繼續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吸引境外資本流入。具體來説，中國或將向境外投資者降低進入股市門檻，取消QFII、RQFII、滬港通等的額度限制，逐步簡化申請流程，進一步鞏固合併QFII、RQFII等項目。同時，中國或將放開境外投資者投資在岸全種類可投資産品，使其享有和國內銀行間市場投資者同樣豐富的投資機遇。

知名評級機構穆迪分析師鐘汶權也認為，中國市場的逐步開放，對於外資資産管理公司具有正面信用影響。投資靈活性的增大，也將促進外資機構投資者的資金逐步流入。

尤其是“如果MSCI決定將中國A股納入其MSCI新興市場指數，有QFII資格的外資資産管理公司將能夠圍繞該指數構建投資策略。”鐘汶權説，這將促使它們擴大投資範圍，進入全球規模最大、發展最迅速的中國市場。

外匯儲備的變化是必然的

從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間，中國的外匯儲備大幅減少7620億美元至3.231萬億美元。這使得中國的匯率、外匯儲備，以及是否能夠保障未來進口需求和支付對外債務等，不可避免地成為外資機構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

野村亞洲（除日本外）首席經濟學家兼全球市場研究主管蘇博文(Rob Subbaraman) 上週末在上海表示，“雖然經常項目盈餘曾經是中國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資本流動現在已成為一個更大、更波動、也是更重要的驅動因素。”

他認為，避免中國外匯儲備大幅萎縮的關鍵在於成功推進供給側改革，不然中國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國資産可能會加速增加。

事實上，從2002年到2014年，強勁的資本流入和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一直是中國經濟運行中的顯著特徵。2015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為3.33萬億美元，當年有明顯的資本流出。

外匯儲備規模變動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外匯儲備投資資産的價格波動、交叉匯率變化以及支持“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也有一部分外匯儲備的變動是由於市場參與者近期的預期基礎上的行為所導致的。

正如央行所説，總體來看，外匯儲備的變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會産生一些“過衝”，但也不應把這種“過衝”當成趨勢。外匯儲備的波動終將回歸理性，中國的外匯儲備會保持在合理、適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