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月１３日電  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搞好新階段扶貧開發，對確保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具有重大意義，必須作為長期歷史任務持之以恒抓緊抓好。

    我國３０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説，就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的過程。扶貧開發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消除貧困的道路，而且對於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我國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在經濟增長帶動、扶貧開發政策推動和社會各界支持下，我國農村扶貧開發取得了重大進展。全國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億人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７９萬人，低收入人口也從２０００年的６２１３萬人減少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８４１萬人。２００７年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２２００元，一些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整體解決了溫飽。與此同時，貧困地區的各項社會事業得到長足發展，義務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指標已達到或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逐步改善，貧困人口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較好基礎。但必須清醒看到，農村扶貧開發正處於重要轉折關口，仍然面臨嚴峻挑戰和巨大壓力。

    《決定》強調，搞好新階段扶貧開發，對確保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具有重大意義，必須作為長期歷史任務持之以恒抓緊抓好。

    第一，我國城鄉、區域和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繼續擴大。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工農業發展和城鄉差距繼續擴大。據國內外不同機構測算，我國城鄉一體基尼系數都已超過０．４這個國際警戒線。２００６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擴大到８１７２．５元，相對差距為３．２８：１。貧困地區與全國的發展差距也在繼續擴大。２００７年，國家重點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２２００元，僅為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４１４０元的５３％、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１３７８６元的１６％。地區發展差距與居民收入差異的擴大，一方面導致致貧因素更加複雜，緩解貧困難度加大，另一方面形成不利於減貧的宏觀環境，直接影響減貧的進程。

    第二，農村貧困人口規模依然較大，且減貧難度更大。按照現有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我國農村生活比較困難的人口還有４３２０萬人。而且這些貧困人口大多分佈在生態環境惡劣、自然資源貧乏、地理位置偏遠的地區，呈點、片、線分佈。“點”即貧困村，全國８０％以上貧困人口集中分佈在１５．０３萬個貧困村；“片”即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石山區、荒漠區、高寒山區、黃土高原區、地方病高發區等特殊貧困地區，這些地區的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鄉村總人口的比例超過４０％；“線”即陸地邊境線，全國１３５個陸地邊境縣的人均ＧＤＰ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５６．９％，其中６０個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佔４４％。這些貧困地區不僅經濟發展滯後，自我發展能力差，而且自然災害頻發。解決這些地區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是扶貧工作中最難啃的硬骨頭。

    第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減貧産生不利影響。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國際競爭的加劇，農村扶貧開發工作面臨新的挑戰。主要表現在，我國的小農經濟直接面對國外大農業的競爭，可能使主要依靠農業謀生的部分農民陷入貧困。我國的資金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産業面臨來自國外同類産品的強大競爭，可能出現價格下降、生産規模縮小的狀況，偏重糧食種植的貧困地區的部分農民有可能面臨人均收入下降的局面。另外，我國出口産值中技術含量低的産品所佔份額出現下降趨勢，出口部門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有所下降，在信息、社會交往能力方面都處於不利地位的貧困非熟練勞動力就業更加困難。

    總之，必須充分認識扶貧開發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進一步增強責任感、緊迫感，繼續實施有利於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繼續實施針對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的專項扶持政策，切實維護貧困人群的基本權益，努力把扶貧開發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確保到２０２０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