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南海“怒”抓政策落地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李克強總理為此“拍了桌子”備受公眾關注。一方面，對於中央政府簡政放權的種種改革舉措，社會在一片熱望之外，也有改革受阻于“最後一公里”的感慨；另一方面，簡政放權在官場出現了一種錯誤的解讀，那就是把簡政搞成了惰政，將放權變成了放任。

    根據一些媒體的報道，“最後一個公里”的問題集中一些政策截流，政府部門所放之“權”轉移到政府各部門的事業單位和各類公司、行業協會、商會、仲介等社會組織上去，這本身不一定是問題，有些權力就是要授予社會組織，但問題在於對這些承接權力的單位和組織需要配合監管。否則，這些新的“掌權者”也可能濫用權力，它們有的對市場內各類活動主體的行為進行權威性認定，從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協調、聯絡、評優等活動，有的進行有償的服務、諮詢，“説白了，這些資質就需要花錢從它那裏辦。”

    正是這樣的政策截流讓中央推動改革釋放的紅利打了折扣，李克強日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直言，一些仲介服務是純市場行為，與政府無關，對於這些服務企業，要放開市場和價格管理。但還有一些仲介服務組織，“和政府一些部門綁在了一起”，對此，要堅決“切割乾淨”。這就是中南海的態度，對於“最後一公里”的難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當前問題又不止于“最後一公里”，這可以説是改革動力不足、魄力不夠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又出現了政策的錯誤解讀，個別官員認為既然是簡政放權，那簡政就“無為而治”，放權就是“放任自流”，什麼都不用管，什麼都不用幹。一些群眾對此意見頗大，卻又無可奈何。李克強在地方調研時，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確實出現了“為官不為”的現象，一些政府官員抱著“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甚至“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態度，敷衍了事。無論是群眾還是總理，都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尸位素餐”。

    為什麼一些官員會尸位素餐？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權力往往對應著利益，放權就意味著放下到手的利益，這讓一部分官員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降低；其二，權力也經常牽涉到責任，放棄權力也就放棄了責任，一部分官員回避了相應的監管職責，讓一些領域呈現放任自流的狀況。 這就是把簡政曲解為惰政，把放權誤解為放任的結果。

    當然，由於簡政放權涉及許多新任務，一部分政府官員在思維和經驗上還沒能跟上步伐，還有一部分政策可能需要與地方特點相結合，這樣多重因素導致原有的工作模式不能繼續，新興的工作模式尚未展開，也可能出現短暫“無所作為”。

    現在，症狀已經看得很清楚，關鍵是對症下藥。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就開出了藥方，他強調：“各級政府一定要嚴格依法行政，切實履行職責，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李克強也提出，“‘放’是放活，而不是放任；‘管’要管好，而不是管死。”他強調，“不能讓老百姓覺得，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文件上‘畫個圈’就不管了。”

    也就是説，“管放結合”才是出路，全社會都要明確一點：“簡政”並非“惰政”，“放權”不是“放任”。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都是政府的職能，無論程序和形式如何簡化，它對應的政府責任沒有變化。

    對官員而言，簡政放權或許對應的灰色利益是減少了，但市場的活力卻增加了，國家和社會的財富增了，這背後也意味著官員的政績上升了，他們有所作為的空間擴大了。對市場而言，簡政放權也不意味著無序的發展，經濟的“主引擎”是市場，但也少不了各級政府作為“助推手”，防止市場失靈、社會失序。

    解決了觀念上的曲解和誤解，那麼要把思想轉化成為行動：讓改革的光芒照耀每一片土地，讓政策的紅利輻射每一個角落。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了新措施，重點針對落實進展緩慢的，查找原因、提出對策，打通抓落實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力破“中梗阻”，消除影響政策落地的體制機制障礙。尤其是派出督察組，並且引入第三方評估和社會評價，全方位地解決政策落實的難題。

    可以想象，在簡政放權的道路上，改革舉措會通過督查工作逐漸落實，中央借助群眾的力量實現上下結合，打通這一輪改革的“任督二脈”，讓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精氣神重新煥發活力。（田享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