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７月１５日電(記者 傅勇濤 吳濤 周強) 劃定區域、劃定時間，發放登記卡，讓８０萬小販有了合法經營的“資格證”……廣東近期試水“地攤合法化”，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面對“城管”困局，各地出招迥異。一邊是對攤販探索“柔性化”“法制化”管理；一邊則是豎起“梅花樁”讓商販無立“攤”之地，一些行政執法甚至演變成暴力衝突。“攤位究竟該擺哪兒？”不僅是小販與城管矛盾的核心，更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道重要考題。

８０萬“小生計”合法化，衝破“趕”與“被趕”尷尬

“８０％的時間在注意城管來了沒，２０％的時間才是做生意。”提起過去的早點攤位被驅趕，廣東惠來的張大姐頗有感觸。廣東省試水“地攤合法化”後，和張大姐一樣的攤販們，可以踏踏實實做生意，不用再提心吊膽地提防城管了。

日前進入廣東省人大審議的《廣東省食品生産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管理條例（草案）》，擬對食品類小販實行“劃區域、劃時段”管理，賦予這個群體合法經營權。草案規定，食品攤販辦理登記卡後，便可在劃定區域和時段從事食品經營活動。

“這意味著省內食品小攤販將進入‘登記合法’時代。”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執法科長竇勇説，通過省級法規，賦予城市食品小攤販合法牌照，緩解了攤販與城管人員之間“趕”與“被趕”的尷尬。

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廣東全省共有食品小作坊兩萬多家，各類食品攤販近３０萬家，二者從業人員共計８０多萬人。這一新規不僅直接涉及８０萬人的生計，還影響著更大的消費群體。

華南理工大學思政學院吳國林教授表示，廣東通過立法允許擺路邊攤，法律“含金量”大，較為有效地調和了政府、城管、商販、百姓四方的利益，這也是對政府公共服務管理智慧和能力的考驗。

“攤販小而雜，達不到核發食品生産經營許可證的條件怎麼辦？”“攤點選擇遠了，攤販不願意去”“方便了居民卻堵住了商戶”……這些問題的反映，也折射出終結城管與攤販的“遊擊戰”還有長路要走。

城市管理不等同於“城管”，簡單“執法”只能火上澆油

城管與攤販間的矛盾，一直是城市管理中難解的“結”。廣西北海市銀海區城管部門專項整治攤販不理想，無奈之下便在路口處密集豎起“梅花樁”，讓攤販無立“攤”之地。

“你告訴我去哪擺，不擺攤怎麼活？”拎起貨物四處逃散，推著滾燙的油鍋一路小跑，逃避城管的圍追堵截的攤販正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體。

不少群眾認為，在城市的“面子”和老百姓的“裏子”之間，在市容的乾淨整潔和市民的“養家糊口”之間，部分執法人員沒有平衡好，常出現“該作為的不作為，不該作為的亂作為”。

“明明是依法處置違章設攤、還路於民，為什麼會遭遇這麼大阻力？”不少城管人員內心也糾結。

在城管不斷遭遇的“執法尷尬”中，矛盾頻頻升級，群體的尷尬處境時時發生：城管毆打小販、小販刺傷城管、城管攤販“互跪”求情……

“不能讓‘衝突’成為城管執法甩不掉的標簽，城市管理不是簡單的‘城管’。”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表示，由於角色定位、管理規則的混亂以及實際操作的不當，城管在經受角色衝突煎熬的同時，常飽受社會的指責，“城管生態”雖然複雜，但必須破題。

破題“城管生態”，“服務”重於“管制”

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上海靜安區城管隊員董之益，從他的視角找尋到破題城管困局的“最大公約數”——“執法是標，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才是本”。

為了更加完善城市管理，一些地方開始轉換思路，探索用積極力量破解城管困局。

湖南邵陽市雙清區近期分設２５個臨時西瓜銷售點，主動微笑與攤主溝通，幫助攤販運送西瓜到固定攤點，引發網友“點讚”；西安等地推出允許菜農和瓜果小販進入小區和家屬院，建立臨時蔬菜水果市場，限時限期經營，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

對此，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説，寓管理于服務以及“公眾城管”等新理念，應是城管改革的方向。今後“執法型城管”必須向“服務型城管”轉變，堅決杜絕粗暴執法行為。

如何讓“地攤經濟”在城市中有序經營。吳國林教授表示，社區是個複雜的社會機體，管理思路不能“單打一”。作為行政處罰執行者，要改變管理思路，視“服務”重於“管制”。推進用法治、法律的方式來根除治理城市管理中的頑疾，才能形成持久有效的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