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９日電（記者 羅沙）作為在各國議會間開展的外交活動，議會外交是每一個國家外交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我國的議會外交隨全國人大的誕生而生，在１９５４年至今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悄然留下了６０年的獨特身影。

    新中國議會外交“開張” 芬蘭議長坐上人代會主席臺

    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外國駐華使節和其他外賓共百餘人應邀出席開幕式。全國人大外交工作從此拉開了序幕，而在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全國人大的對外交往對開拓新中國早期外交局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大環境下，議會外交也有著濃濃的“開國外交”韻味，捍衛國家獨立和主權、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支持和服務於建國初期國家經濟建設，都是當時全國人大外事工作的重要任務。

    據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呂聰敏介紹，當時全國人大外事工作的重點對象首先是社會主義國家議會，同時還有亞非拉國家、特別是亞洲鄰國的議會，另外也有部分西歐國家議會。

    “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１９５６年芬蘭議長率代表團訪華恰逢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會議開幕那天，芬蘭議長作為貴賓，應邀在主席臺就座。”呂聰敏説。

    在那次大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説：“在我們這次會議期間，芬蘭議會代表團應邀來我國訪問，今天又向我們的會議致詞，使我們感到十分榮幸。他們對中國的訪問，為我國同芬蘭和其他北歐國家的友好往來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不久以前，巴西的議員們也曾經來我國訪問，並且出席了我們的會議，這是我國人民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友好接觸的一個新開展。去年，我們還接待過法國的議員們，這對於擴大我們同西歐各國的聯絡，起了重要的作用。”

    從１９５５到１９８４，加入“議聯”的一波三折

    各國議會聯盟成立於１８８９年，旨在促進各國議會組織和議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就是這個當今世界規模最大、代表性最廣泛、最富影響的國際議會組織，直到１９８４年，才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其成員。

    “其實，議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主動與我們聯絡。”呂聰敏回憶説，“全國人大正式成立後很快就將加入議聯的事情提上日程，並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各項準備。”

    資料記載，１９５５年７月，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決定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各國議會聯盟的人民代表團”加入各國議會聯盟。８月，彭真任團長的代表團籌備就緒，即將出發出席各國議會聯盟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的第４４屆大會。

    “當時給人的印像是，中國加入議聯是肯定無疑的事情，沒想到突生變故。”呂聰敏説，“作為議聯執委會成員國的美國跳出來發難，威脅説如果同意中國加入，美國就退出議聯。在美國的威脅下，執委會最後的投票中，中國加入議聯的申請未獲通過。”

    這次大會之後，議聯曾多次討論過中國加入的問題，均因美國帶頭阻撓而未果。中國加入各國議會聯盟的申請，就這樣被無理擱置了近３０年。

    “由於文革動亂的影響，人大工作停頓多年，也就談不上以人大的名義開展對外交往。”呂聰敏説，“就是在這樣的特殊時期裏，國家也沒有放棄同外國議會的交往，設法加強同亞非拉國家議會、西歐國家議會的友好來往，同日本國會議員的交往也很多，並同美國國會開始交往，為推動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與為數不少的國家建交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再次通過了加入議聯的決議。１９８４年４月２日，各國議會聯盟第７１屆大會正式通過了接納中國全國人大為議聯正式成員的決議。

    按照外交總體佈局，發揮自身特點優勢，積極開展對外交往

    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獲得新生，全國人大的對外交往也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現階段全國人大的對外交往，一方面按照“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總體佈局，另一方面在層次、方式和內容上不斷創新，銳意進取。

    外交首先是高層的外交。就人大對外交往而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出面開展的外事活動，再加上委員長會議其他組成人員的對外交往，這個層次的交往具有很高的權威性，話語分量重，影響大，被外界高度重視。十一屆全國人大共接待７８位議長和２０位副議長來華訪問。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樣保持了高層互訪的良好勢頭，至今已接待了２８位外國議長和５位副議長訪華。

    在“領導活動”之外，全國人大同樣成為在議會多邊交往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目前，全國人大已成為各國議會聯盟、亞太議會論壇等１５個國際和地區議會組織的正式成員，還是東盟各國議會間大會、拉美議會等５個地區議會組織的觀察員。對於一些新興的議會多邊合作機制，我國同樣持積極支持態度。

    “議會多邊交往是我國與各國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的重要渠道。利用議會多邊場合開展雙邊交流，是各國議會領導人和代表團的普遍做法，我方尤為重視。”呂聰敏回憶道，１９８９年，出席各國議會聯盟年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團，通過充分準備以及會議期間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成功挫敗了西方國家聯合署名的反華提案，成為我國在多邊會議上挫敗西方反華圖謀的重大成果。

    與西方議員打交道：認真對待，多做工作

    “同美國國會打交道多年，有交流也有交鋒，有合作也有鬥爭。”呂聰敏掰著指頭數道，“我們既有同對華友好的議員交往的美好記憶，也有同對中國看法消極、在涉華利益問題上多有發難的議員打交道的經歷。”

    他回憶説，一度炒得很熱的美國國會“舒默議案”提案人舒默和格雷厄姆２００６年訪華時説，他們之所以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表示不滿，提出懲罰性關稅的議案，是因為來自美國一些州的製造商抱怨説生意被中國人搶走了。

    呂聰敏説，但同時美國另一些州在中美貿易中獲益了，那裏的議員和官員就不贊成爆發中美貿易戰。

    “美國議員對待同樣的問題持截然不同的態度是我們經常聽到、看到的，我們都是認真對待，擺事實講道理，與政府部門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把工作做深做細，爭取好的效果。舒默等人訪華後態度有所轉變，那個議案被擱置，中美關係也避免了一次挫折。”呂聰敏説，多年親歷中美議會交往，對美國的政治生態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懂得應如何更好地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西方國家的議員不是鐵板一塊，不是千人一面。他們對中國認知的多少、深淺、錯對，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交往中的那些正面的或反面的事例，都是我們工作的財富，重要的是發揮好話語優勢。”他説，“我們並非不論大小分歧都去吵架，但對有的問題是不能含糊的。對損害我國利益的行徑，我們當然應該堅持原則，據理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