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0月１７日電 今年是“六五”普法的第四年。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以“五年規劃”的形式開展普法教育以來，這場聲勢空前的全民普法運動已持續近３０年，無論在規模、內容和形式上，都堪稱中外法治建設史上的一大創舉。

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新華社記者走訪了多位法律界專家、官員和基層幹部群眾，他們對全民普法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提出，在中央提出全面實施依法治國的歷史新起點上，普法教育應進一步調整定位，理順機制，增強針對性、創新性與實效性。

全民普法：一場深刻的觀念革命

20多年前，曾有一位老農把一頭生了病的牛送到檢察院，請他們幫忙“檢查”“檢查”牛得了什麼病。“這並不是一個冷笑話，而是在基層普法幹部流傳甚廣的一個真實故事。”福建晉江市司法局副局長王騰陽對記者説。

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已無從考證，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法律常識還處於亟待啟蒙的階段。建設法治國家，離不開“知法、用法、守法、敬法”的公民，規模宏大的全民普法正是這種背景下開展的。

“從‘一五’到‘六五’，近30年持續不斷的普法教育，如同一場深刻的觀念革命。”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説，我國國民法律知識和法治素養，相比當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其中全民普法功不可沒。

全國普法辦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司法行政機關中普法和依法治理專兼職工作人員超過1.1萬，普法志願者隊伍達4.7萬多支、總人數超過157萬，各類報刊、廣播、電視、網絡、新媒體法制宣傳欄目總數達2.4萬個。一個由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實施、部門各負其責、司法行政部門具體組織、全社會參與、“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民普法工作網絡基本形成。

持續多年普法教育使公民與法律之間的疏離感明顯降低，多年從事普法工作的王騰陽對此深有感觸。王騰陽告訴記者，晉江一個外來務工人員高密集中的地方，以往發生勞資糾紛，工人們習慣於找老闆、找政府，甚至以跳樓自殺、堵門堵路相挾；但近年來這種狀況發生變化，司法部門受理的勞資糾紛、勞動仲裁案件逐年增加、申請法律援助的也越來越多。

“全民普法有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説,從20多年前不知“法”為何物，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懂得法律是維護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這本身就是普法效果的具體體現，也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

從“知法”到“守法”：普法教育永遠“在路上”

受訪的法學專家們認為，近30年的全民普法在向公眾普及法律知識、了解法律常識層面成效斐然，但在“用法、守法、敬法”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認為，“知法”並不等同於“守法”、“依法維權”也不代表法治的全部內涵。當前我國仍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尤其是一些黨員領導幹部中法律意識淡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難究的問題依然存在。

這些問題突出表現在，一些領導幹部缺乏法治思維，現實生活中行政權、司法權屢遭濫用，公民合法權益屢被侵犯；部分群眾“信訪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鬧不信法”；全社會“敬法”氛圍尚未形成，鑽法律空子、虛假訴訟、惡意訴訟層出不窮；“法不責眾”心態下，法律底線屢屢被突破；守法環境差，“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悖論依然存在。

受訪法律界人士認為，在權利意識空前高漲、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眾對法律常識和法治內涵的認識和理解亟待提升，而現有的普法模式顯然難以適應新的要求。

從基層反映來看，當前的普法模式仍舊偏向於單向的法律知識“灌輸”，在普法實踐中也普遍存在著形式主義的做法。有基層幹部向記者反映，普法就是“發張卷子、做做樣子”，一些地方每年組織一次普法考試，卷子下面就附著標準答案。“這樣的普法難以産生實效，就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中國法學會研究部主任方向、湖南省律師協會副會長秦希燕等專家學者認為，相對於改革開放初期以面向普羅大眾為主的“教化”式普法，今天的全民普法更應注重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法治信仰的養成。只有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帶頭敬法、守法，才能在全社會營造“全民守法”的深厚氛圍，從這個意義上説，全民普法還任重道遠。

全社會參與：讓法治光芒照亮每一顆心靈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法治中國”的宏偉目標。新形勢下，法制教育的機制體制亟待改革，全民普法功能也必須重新定位。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沈春耀説，從新時期法治建設的階段性目標來分析，人權保障和人本取向是當前法治建設的重點，全民普法的重心和功能定位應作出相應調整。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公權過度膨脹、私權缺乏保障”的問題，因此全民普法應區分不同的重點，對公民普法的重點是樹立依法維權的意識、不棄權；對公權力普法的重點則是嚴格依法、不越權。

在普法的形式上，要更加注重“參與度”與“互動性”。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表示，實現普法科學化參與互動，要讓公眾參與立法、執法、司法、調解等的各個環節，在互動中産生遞增和放大效應。

從操作方式看，單向“灌輸”式普法模式顯然已經落後於時代要求。增強全民普法的“互動性”、“參與度”，應在繼續發揮原有渠道作用的同時，整合各地現有普法網絡，開闢全國統一的普法網絡平臺，更加重視發揮新媒體作用，以更廣、更活、更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來豐富全民普法的形式和內容。

從普法的主體上看，司法部副部長張彥珍認為，全民普法不能僅靠行政推動和部門實施，必須充分調動全社會參與，鼓勵社會力量、民間組織和企業參與，進一步整合現有資源、搭建全民普法平臺。

與此同時，全民普法還應與國民教育結合起來，加快推進法治教育進課堂、進教材。通過全民普法的深入推進，使公眾逐漸由“知法、用法”向“守法、敬法、護法”轉變，把普及法律知識與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傳與法治實踐，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在整個社會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樹立法治信仰，使法治真正融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記者譚劍、康淼、李偉、肖春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