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之前，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衛和一些教育界的朋友都擔心一件事情：2014年，4%會不會保不住了？

    3月5日上午，人民大會堂，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佈：“經過努力,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比例超過4%”。聽到這裡，胡衛終於“松了一口氣”。

    對4%同樣感到欣慰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如果僅僅從字面上看，就是輕飄飄的‘超過’兩個字”。但他深知這個數字的背後，“很不簡單”。

    作為一名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教育學者，周洪宇更多看到的是“經過努力”四個字背後的付出。

    這兩天，列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財政部教科文司司長趙路，先給教育界別的政協委員們吃了一顆“定心丸”：“請大家放心，各級財政在對教育投入的認識上，在對教育安排的優先保障上，都非常明確。”

    即便如此，實現4%的確來之不易，是“經過努力”得來的。

    “努力”與經濟壓力有關。2014年經濟下行壓力巨大，“財政收入一下子滑到比GDP還低。”趙路説，財政收支矛盾特別突出：一方面拉動經濟增長，進行稅制改革，要減稅；另一方面保民生促發展，大量的剛性支出都要求加錢。

    “既定的支出盤子調不開，增量的部分非常有限，要集中財力幹一些利國利民的大事非常難。”他説。

    “努力”還與挂鉤方式有關。“4%這個指標是最複雜最難完成的，因為它與GDP挂鉤。”趙路説。

    4%與GDP挂鉤體現在預算上：當年的教育財政預算數和當年的GDP跨了3個年度，工作量之大、之繁瑣可想而知。而4%是全國的統計數，實現它要涉及五級財政。“如何把五級政府的財政教育支出安排好，這不是一般的難，涉及財政和教育的體制、結構以及人口等諸多因素。”趙路説，“4%這個數字背後要做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很多因素是無法掌控的。”

    周洪宇對此體會深刻。他所在的湖北省，2014年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GDP含金量排名中居18位。這個不算富裕的省份，財政教育支出佔公共財政支出必須達到15%，才能保住全國4%這個數字。

    也是因為經濟壓力巨大，諸如醫療、養老等要花錢的民生項目很多，湖北省的一些代表都以為教育不再是政府優先考慮的項目。

    今年1月底2月初，湖北省人大會議上，在審議2014年預算時，有代表質疑：全國4%的目標實現了，為什麼給高校的投入少了？

    周洪宇請來財政部門的同志，被告知：儘管省裏財政收入壓力增大，支出壓力也增大，但還是優先考慮教育，教育投入是夠的。因為教育經費分配格局發生了變化，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傾斜，所以會感覺高等教育投入減少。

    這符合中央教育支出預算的原則：教育的重點是義務教育，義務教育的重點是農村義務教育，農村義務教育的重點是貧困和薄弱學校的義務教育。最近四五年，教育經費也是這樣分配的，“把錢花在刀刃上。”趙路説。

    在財政加大對教育投入的同時，趙路更希望教育經費的使用者花好每一分錢。

    2014年教育預算的執行情況不盡理想：中央教育經費預算執行情況很好，地方還有1000多億的教育經費沒有花出去。“一方面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錢花不出去，這不利於提高非常寶貴有限的財政教育資金使用效率。”他説。

    這正是教育界擔心的。“教育經費連年增加，如何提高教育經費的使用、分配和監管，讓4%的效益展現出來？我們應該好好考慮這個問題了。”胡衛説。

    在2012年4%的目標實現時，周洪宇就建議設立《教育投入保障法》，希望通過立法和一定的行政手段，強化教育財政投入的法制建設，從法律層次上保證教育投入，讓教育界對4%的擔心劃上一個句號。

    “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對教育公平的法律保障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閔維方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財政收入放緩，更容易把教育作為一個軟指標，希望設立教育投入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對教育投入，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多年前就提出過一個“三道防線”觀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道，是確保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佔比。他主張教育支出佔到財政支出的20%左右，也就是説政府每花10塊錢就能保證有兩塊花在教育上，如果每個省都能做到，那麼全國來算4%就不難達到。

    為什麼要打一場4%保衛戰？在閔維方看來，4%更是一個象徵符號，因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教育是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最有利的臺階！”（記者 原春琳 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