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無極的世界和全球協商治理

無極的世界和全球協商治理
——由李克強在聯大一般性辯論講話引發的思考

9月2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71屆聯合國大會以“可持續發展目標：共同努力改造我們的世界”為主題的一般性辯論併發表題為《攜手建設和平穩定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的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在抵達“楓葉之國”加拿大之後，李克強在聯大一般性辯論的講話餘音仍在聯合國大會廳回蕩：“支持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支持不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機制，以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出現的新變化”。這是中國政府一貫主張，表達了對聯合國在內的戰後國際秩序和國際關係的態度，也內嵌著中國和平發展戰略。

近代國際關係以降的300多年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以及雅爾塔體系，平均不到70年就消失在歷史亂流之中。國際體系的變革往往是以主要霸權國的衰亡以及權力的轉移為標誌的。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稱:“仿佛是根據某種自然法則,每一個世紀總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智識與道德動力的強國依其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

當中國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西方研究機構即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稱，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西方輿論由此想象了一個中國超越美國的絢爛圖景，甚至在西方學界、政界出現了G2模式（中美全球共治）的討論。當然，更多是關於全球權力轉移，以及中國不可避免與霸權國美國發生衝突的論調。G·艾利森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題為《太平洋地區涌現的修昔底德陷阱》名文，直言中國是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依據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態度和政策，把世界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一類是“現狀維持者”。這種植根于西方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在國際體系中“新興力量”必然要求改變、打破現狀；而那些主導現有秩序的大國則強烈要求維持“現狀”，保持所謂“領導”地位。喬治・莫德爾斯基依據史學家感悟到的大國興衰更替現象提出長週期理論：每個週期中都有一個霸權國家和許多新興國家。他斷言，新興國家都會挑戰改變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據上述理論，西方主流輿論武斷地推導出中國是一個“挑戰者”國家的結論：“中國崛起”後會要求打破美國力圖維持的現有秩序。英國學派領軍人物巴裏·布讚在一項研究提出：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種受歡迎的理論，但崛起之後她是否會對國際社會施加影響呢？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現行國際體系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為世界保持了70多年的和平而依然行之有效，而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建設者、受益者和維護者。中國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承擔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維護世界和平。比如在伊核、朝核等問題上積極勸和促談，中國還在非洲地區執行了14項維和行動，也是目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在反恐、經濟、金融、氣候、環境等各個全球性問題突出的領域，中國也充分體現出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中國還深度參與國際制度。比如在經濟領域有國際金融、國際貿易、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合作、國際援助、東亞地區合作，在政治安全領域有氣候變化、軍控、反恐、聯合國維和、東盟地區論壇，在社會文化領域有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人權機制、亞歐會議機制。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深度和廣度、參與的方式與貢獻，反映出中國與現行國際體系的關係性質，即，中國是合作性參與，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同時，尊重國際制度並參與多邊規則。中國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重要成員，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

是挑戰者？還是秩序維護者？對中國利益來説，無疑做後者最為有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於和平的外部環境，以及全球經濟化的快速發展。這決定了中國是戰後秩序的真正的維護者和建設者。國家的戰略利益是以戰略身份為先決條件，身份決定利益，利益又決定行為。這樣一個戰略身份也就決定了中國國家利益的內容和戰略行為的走向，同時決定了中國與主導大國所採取的是合作性戰略而非競爭性戰略。為什麼西方主流輿論仍然炒作中國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實際上這是中國威脅論的升級版，試圖為美國找到冷戰後新的對手，並以此來説明其全球霸權的正當性。就像一位西方學者説的：美國有一部分人很希望看到中國崛起，因為這樣他就可以找到敵人了。

蘇聯的消亡、兩極格局的終結之後，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正朝著多極化世界演進。與一極格局相比，國際關係民主化前提下的多極格局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按照結構現實主義者的説法，國際體系結構反應了國家物質力量的分配狀態，所謂“極”指的是大國。如果以這種理論視角，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將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能力進而威脅到現存主要霸權的利益。但是這種純物質主義理論視角是有缺陷的，故而遭到批判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者的批判和解構。因為權力分配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構的，利益的內容又是由觀念建構的。也就是説，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他們實際上具有的作用，是因為造就權力和利益的觀念起了作用。從歷史邏輯來看，一國確定制衡戰略是依據對自己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而不一定是實力最強大的國家。這就是斯蒂芬·沃爾特的“威脅制衡”原理。因此，那種以一國經濟體量得出威脅的結論，兩者之間沒有因果關係，更無法經受歷史和現實的檢驗。無論對於東亞還是全球，中國的國力增長與國際威脅之間劃不上等號。經濟實力是一回事，軍事能力是另一回事，因為中間隔著“意願”，——只有當一國有此“意願”時，經濟實力才會變成軍事力量。作為一個13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國東西部發展差距、城鄉發展差距都很大，現代化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便軍費呈上升趨勢，但在GDP中所佔比僅為1.4%，遠低於美國的3.2%。英國的2.5%。按照國際公認標準，軍費佔比在2%-4%，才是比較安全的區間。16世紀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蘇聯等強國的興衰史表明：大國失敗的重要原因是用有限的戰略資源去追求無限的戰略目標，即使一國資源再多，也難免最終耗盡。這可以稱之為歷史學界的“保羅·肯尼迪難題”。經濟與安全不可偏廢，中國在經濟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會找到黃金平衡。

進入新世紀，國際政治發生深刻變革，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對衰落，國際格局出現了結構性變化。由於國家間權力分配構成了控制國際體系的基本形式和權力，其變化必然會帶來由國家組成的體系變化，這就會出現權力的全球轉移。一些學者據此提出了“兩超多強”等反映中美實力變化對比的概念，以及東西方權力變遷的假説。歷史地看，超級大國終將消失在地區國家、非政府組織作用日益增強的國際政治變局中，“極”也將消失，成為歷史現象。一個無極的世界將出現。

這樣一個時代也為中國提出一個大課題：如何應對、參與和貢獻未來國際秩序？李克強在聯大一般性辯論演講中説“中國支持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機制”。就是在回答這一問題。如何以“中國方式”參與全球治理呢？冷戰結束以後國際政治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挑戰與威脅的性質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是國對國的領土威脅，現在這種傳統威脅仍然存在，但另一種威脅，如跨國性威脅、全球性威脅大量涌現。中國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對國際政治秩序的影響力大大增強。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植根于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注，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反對“美國治下的和平”而主張增強聯合國的作用，主張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各國的共同問題，致力於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本身是一個協商過程，是一個參與和身份重塑的過程，要真正改變全球治理亂象，就需要以多元主義的世界觀、以夥伴關係的思維方式、以參與治理過程的實踐活動，從而建構起一種真正的全球社會。

應對上述全球性挑戰和威脅，需要大國協商下的全球治理、需要守成大國與新興國家的協商治理，這種“協治”將為新的全球秩序鋪就和平前景。從這一意義來説，新興大國的興起，為整個國際體系創造了機遇帶來了活力，使國家之間的合作能夠建立在更加廣闊的平臺之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參與到全球治理之中，必然會在這個治理過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並且像在RCEP和G20的作為一樣，與廣大非西方國家一道深度參與到長期由西方國家主導和壟斷的國際規則和制度制定中來，從而展示全球多元文明生機勃勃的一面。（朱寧  博士後、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