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積極財政政策最大空間是給企業降成本

明年積極財政政策最大空間是給企業降成本
——訪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

新華社北京12月9日電（記者 韓潔）時值年末，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有關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加大力度的呼聲不絕於耳。

展望2017年，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近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定性背景下，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大發力空間是要真正給企業降成本，但應走出減稅捆綁增加赤字的慣性思維。

“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框架下的宏觀調控政策，必須走一條不同於以往的新路。”高培勇説。

宏觀調控政策要學會“新瓶裝新酒”

“我們判斷2017年我國經濟增速依然處在下行狀態，有觸底跡象但不能説已經觸底了。”談到明年經濟增長預期，高培勇如此説。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當前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徵更加明顯”這一重大判斷。

高培勇認為，今年一大變化是，隨著時間推移各方對經濟新常態的認識趨向一致，對經濟新常態的理解和判斷有了一定基礎。但仍要警惕“表面承認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但認識水平不到位，仍停留在經濟舊常態”現象。

“以往經歷告訴我們，遇到困難時大家都會全力以赴解決問題，但當對新事物不甚了解甚至規律把握不夠透徹時，往往習慣於操弄原有的那套辦法去解決新問題新矛盾。”高培勇説，現在的問題不能説是“新瓶裝了舊酒”，而是想裝新酒，但當對新酒不甚了解時不由自主就拿起舊酒。

“必須認識到當前我們是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旗幟下從事宏觀調控，能不能走出一條不同於經濟舊常態、不同於以往凱恩斯需求管理宏觀調控的新路來，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他強調。

高培勇表示，如果能把握好這一點，在經濟新常態下以新思維實施宏觀調控，未來政策仍有很大發力空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和潛力還將進一步釋放。

降成本仍有空間但不能走捆綁增赤老路

2016年，僅營改增帶來的減稅就超過5000億元。年中，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降低宏觀稅負；11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明確明年要按照政府過緊日子、更多為企業發展減負的要求，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

對此，高培勇認為，明年財政政策發力空間依然很大，最大的空間在於給企業降成本。“政府要把立足點放在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稅費成本上。”

他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框架下，必須讓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落腳點既落在需求更落在供給，既有利於逆週期調節，又有利於推動經濟結構調整。

“如果按原來的思維慣式，財政政策很大程度上已走到盡頭了。比如減稅與增赤字一直如同孿生兄弟般被捆綁在一起，只要涉及總量性減稅，增加財政赤字幾乎是減稅的唯一歸宿。但如今為擴大需求，我國財政赤字已經上升到佔ＧＤＰ 3%，而且按全口徑計算實際赤字率更高。”高培勇説。

高培勇表示，用擴大赤字增發國債的辦法支撐政府減稅降費，無異於以往擴大需求、刺激需求為主要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操作，絕不是著眼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減稅降費措施。同時，單純以增赤字辦法為減稅“埋單”，不僅減稅本身難以持續，而且蘊含財政風險。

“在供給側發力給企業減稅降費，應走出減稅必然捆綁增赤的慣性思維，將減稅與財政風險通盤考慮，歸宿最終落在削減政府支出上，牢牢守住不發生財政風險的底線，這才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週全之策。”高培勇建議。

政府過“緊日子”還有壓減空間

高培勇認為，當前儘管仍須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仍要以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為條件實施穩增長和擴內需，但絕不意味著沒有削減政府支出的空間。

他指出，中央實行“八項規定”以來，公務消費等方面的支出規模得到了極大壓縮，但有些削減是相關部門各項支出之間此增彼減的結構性調整，未來有必要削減相關部門和單位的預算支出“基數”。

此外，當前高達數萬億元的財政性存款、更大規模的機關團體存款等也有空間壓縮。而現實中一些單位部門花錢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的現象有之，為花錢而花錢的現象也有之，經過甄別、篩選、清理，其中的相當部分也可作削減預算支出“基數”處理。

“本著精打細算、須過‘緊日子’‘苦日子’的精神，實現減稅與政府支出的同步削減並非沒有可能。”高培勇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減稅，應當也必須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減稅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