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一招

當下，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産業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升級的關鍵階段，下好先手棋，把營改增等減稅措施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棋局中的關鍵一招，正當其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在於提高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重塑供需再平衡。全面推進營改增，構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棋局的“當頭炮”，在實施過程中也必然貫穿著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

營改增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在政府與市場關係維度上，以營改增為建立現代財稅制度的標誌點，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供更有利的稅制環境。

全面推進營改增，能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增加有效供給。今年前3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7元，同比減少0.17元。稅制統一、稅收中性、稅負減輕，由生産型增值稅全面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新增不動産所含稅收可以抵扣，産生了疊加減稅效應。

全面推進營改增，能促進專業化分工協作，延長産業鏈。産業分工細化與産業相互融合發展是當前産業結構演變的總趨勢，營改增貫通服務業內部和二三産業之間抵扣鏈條，與當前從産品為中心轉向以服務為中心的二三産業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相適應，能夠為製造業、服務業深度融合提供更優稅制環境。製造業購買相關服務，尤其是生産性服務，如技術研發、技術轉讓和諮詢服務，可以獲得增值稅發票作為進項稅額抵扣，與營業稅徵收條件下服務不能抵扣的情形相比，相當於給製造業帶來了稅收優惠。

研究顯示，營改增政策對於産業鏈的協調發展，産生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外溢效應”，合併、分立等重組事項大幅增加。企業的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主業剝離出來後，更加專注于提供專門化服務，成為效率更高、專業更強的創新主體，催生了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壯大新動能注入了強勁的稅制動力。

全面推進營改增，能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雙創”開闢更廣闊的空間，營造更加適應中小微企業生長的稅制環境。前3季度，戰略性新興産業同比增長10.8%，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4.8個百分點。今年5月1日以來，4大行業新辦戶數逐月穩步增加，累計增加53萬戶，帶動了就業創業。

減稅降費也是積極財政政策

通常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自凱恩斯的理論。在1929年的“大蕭條”危機中，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通過“反週期”宏觀調控適當“熨平”經濟的週期波動。在經濟高峰期財政要實行緊縮性政策，以抑制總需求；經濟低谷期財政要實行擴張性政策，以刺激總需求。美國的實踐證明了凱恩斯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美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還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既包括舉債擴大支出，也包括減稅因素，所以，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之所以強調“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因為某些認識誤區的存在，即僅把擴大支出當成是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中，某些地方政府對於擴張支出刺激經濟情有獨鍾，對於減稅降費則興味索然。

以當下觀察，減稅確實會給財政收支平衡帶來壓力，但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必須過緊日子。從根本上講，維繫較高的財政赤字率是不可持續的。從長週期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反而會增加稅收收入。因此，減稅無疑要算作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減稅效應，聚焦減稅降費，以減稅而非以擴大政府支出為重心，才是未來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最大信心和底氣所在。

營改增牽引財政體制改革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從今年5月1日起，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由中央與地方（原75%比25%）按稅收繳納地“五五分享”；以2014年為基數，將中央從地方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既有財力不變；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財稅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是與財政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支柱的地位密切相關的。營改增這個“當頭炮”，起到了主動性、牽引性、輻射性的作用，此子一布，滿盤皆活！

全面推進營改增，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有效。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政府有為。推進營改增後形成的地方主體稅種缺失，一定程度上倒逼財稅體制改革（特別是理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進程。這一改革，不僅是對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分配關系數量上的調整，而且對中央地方稅源結構、稅收質量等都會産生重大影響，對地方政府行為也有指揮棒作用。假如地方增值稅比例提高，表面上可解決地方因營改增造成的短收問題，但深層次上可能出現激勵不相容的後果。所以，財力適當集中是必要的、邏輯的結果。

儘管營改增取得的階段性成果超出預期，但改革依然在路上。當前，政策層面存在稅率檔次多、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優惠方式過多（免稅、先徵後返、虛擬抵扣、差額徵稅）等問題；實踐層面也面臨著如何引導企業運用增值稅抵扣機制，確保政策有效落地等繁重艱巨任務。要統籌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宏觀調控需要等因素，適當簡化增值稅稅率，逐步清理規範增值稅優惠政策；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鞏固改革成果。因此，對營改增的認識不能囿于地區、行業、産業、企業等角度，而應著眼于産業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的高度；著眼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需久久為功的高度；著眼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保就業、增活力、創環境的高度；著眼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

確保營改增這個“當頭炮”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棋局中落準、落細、落深，用減稅降費的“減法”換取結構升級、動能轉換的“乘法”，將是明年財政改革的重要發力點。（作者 張連起 係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