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近10年後，中國的創新戰略到了一個需要提速和尋求質變的時刻。

　　未富先老、勞動力成本不斷提升、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逼近底線……一系列發展紅利的消退已敲響了中國傳統競爭模式的警鐘，實現新常態“經濟中高速增長，整體經濟結構達到中高端水平”的“雙中高”目標，創新被認為是催生經濟新動力的必然選項。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為《瞭望》新聞週刊闡釋新常態中創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一，國內依靠各種優惠政策快速引進吸收技術，短期內促進生産力提速的激勵方式將發生轉變，新常態下構建的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其二，在多年的“拿來主義”後，技術模倣的空間越來越小，倒逼創新突圍。

　　當然，在長期“拼資源、拼環境、拼人力成本”的發展慣性中，徹底完成從規模驅動到創新驅動的轉軌，要跨越的障礙絕不僅僅是技術上突破，還需政策、機制等方方面面的調整與革新。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金吾倫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所言，創新不能只局限于科技領域，它是一項整體性、全社會的活動。唯有徹底破除制度上的重重障礙，才能充分釋放創新的巨大潛能。　

“新常態”召喚創新崛起　

　　身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充分利用了數量龐大而價格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批量地引入西方技術，迅速轉化成為生産力並實現經濟的飛躍。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憑藉年均近兩位數的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並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漂亮的成績背後，高增長、高消耗、高污染模式逐漸顯出瓶頸，資源浪費、生態危機等粗放式經濟增長引發的矛盾日益凸顯。而且，這種規模驅動不斷減弱，1998～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長高達35.6%，到2013年，這一增速下降到12.2%，2014年則進一步回落到3.3%。

　　勞動力市場的新變化亦提醒人口紅利的不可持續：其一，適齡勞動力人口不斷減少，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2012年觸頂，達到9.37億，之後，呈現延續下降的趨勢；其二，人力成本急速攀升，令長期依靠勞動力成本為競爭優勢的中低端産業面臨發展甚至生存危機。

　　與之同時，國內外技術領域的不斷革新突破，讓這一局面更加嚴峻。

　　中國科技戰略研究院産業科技發展研究所所長劉峰分析，新一代的信息技術、清潔能源技術，智慧製造技術，可能會深刻地改變目前的産業成本結構和組織模式，並帶動消費市場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比如智慧製造進一步降低了對低端、低成本勞動力的需求，可能會使歐美重新塑造新的製造業競爭優勢；同時也會削弱中國産業發展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他説。

　　在此背景下，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發展的態勢漸趨成型，譬如，互聯網産業大變革催生了一批新技術、新産品和新業態，正引領新一波創新潮流。

　　這一革命性變化也促動傳統行業謀求新的變革，以適應新興的産業格局。例如，中國著名的産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基業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本刊的訪談中表示，從初期簡單的産業轉移，實現産業的“從無到有”；到建立完整的上下游産業鏈條，形成一個個産業集群，實現産業的“從有到高”，華夏幸福以爆髮式的增長成為中國産業促進的領導者，自2010年以來，銷售收入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46%，利潤總額年均複合增長率接近80%。　

　　但面對經濟新常態和互聯網對産業格局的影響，很多傳統企業也開始在原有的業務格局上重構未來。以本刊採訪的華夏幸福為例，他們以遍佈各地的産業新城為載體，以産業促進和服務為內核，打造開放式的平臺生態系統，將發展模式向以企業服務為核心的平臺生態體系轉變。通過合縱連橫、創新孵化、資本干預等方式，從産業、平臺、服務等方面進行體系創新，為創新企業打造屬於他們並服務於他們的樂園。

突圍優勢與創新短板並存

　　在劉峰看來，儘管中國距離真正的“創新型國家”尚有較長的路要走，但也並非如外界所評判的那樣不堪，根據他所在機構對3000名來自高校、研究院所、企業、政府的科研人員的8000人次問卷調查顯示，中國的創新能力至少處於及格水平。　

　　國際上的評判也沒有低估中國的創新能力。世界知識産權組織聯合美國康奈爾大學和歐洲管理學院共同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在最新的2014年國家創新指數排行榜上，中國已經來到了第29名，不但高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更是排到了意大利和葡萄牙等歐洲發達國家的前面。

　　這一指數列舉了一系列指標證明中國的創新能力的進步：研發人員數量最多，專利申請世界第一，科研投入、已經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數量都是全球第二。儘管與發達經濟體比較，人均數量依然難以望其項背，但也明顯高於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

　　劉峰進一步闡釋，當下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中高端勞動力規模不斷增加，而且，科研人員成本遠低於國外，這是中國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新優勢。“現實的短板在於，中國創新的績效亟待提高，以將巨量創新資源投資轉化成相應的創新能力。”受訪專家總結。

　　另一個不利於創新發展的老問題是，中國法律對於知識産權保護的力度與知識産權大國的身份並不匹配。2014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82.4萬，已連續三年位居全球第一，商標申請量更是連續14年穩居世界第一。但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的問題始終困擾著中國，2014年8月，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産權法院，以加大對技術抄襲、侵犯知識産權行為的打擊力度。　

制度變革蘊藏巨大潛能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都贊同，新常態下的創新驅動，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更是一項複雜的經濟活動，需要制度體制的變革。　

　　劉峰以創新中的政府角色為例説，政府在支持創新的實際操作中往往“擇優扶強”，即相關項目和經費首先考慮實力強大的企業和機構，可這些機構往往本身具備強大的造血功能，創新經費往往是錦上添花。

　　與之相比，“數量龐大、更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卻難以得到足夠的支持，這些企業常常是最具活力和殺傷力的創新力量，因為它們要進入一個行業，站穩腳跟必須具有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完成對現有在位企業的顛覆。”劉峰分析

　　因此，劉峰認為，一些具體政策、機制的設計亦需要更加開放，以利於集聚更多的創新資源。譬如，電動汽車産業準入政策，去年監管層發佈了電動汽車生産準入的暫行規定，入圍的企業要求具有三年以上研發經驗，同時具備整車試製條件等一系列條件，直接將諸多行業外投資人和頗具創新潛力的中小企業拒之門外，大大限制了電動汽車産業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的活力。

　　類似的政策不一而足，這樣的規定不但未能充分利用社會資本，而且限制創新力量的萌發。劉峰從一般創新經驗分析，一個産業的“攪局者”往往都是這一産業之外的人，均衡局勢也常常由這些人打破。因此，中國産業準入的政策方向應該是放寬前端準入管制，加大後端監督管理。

　　他以為，政府在創新戰略中的主要功能在於全力資助學校、科研單位生産知識，提供優質的教育培養熟練技術勞力，為後續科技研發奠定知識基礎，同時，為各類企業厘清規則並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實踐中的創新則留給市場中的革新者。

從“做大”向“做強”奮起

　　更為遠大的目標是，“中國需要培育和豐富自己的創新氛圍和文化。”金碚以工業轉型為例説，攀登産業技術制高點需要專注、耐心、執著、踏實的工業精神，中國企業普遍缺乏這樣的耐心和意志，往往急於“做大”和追求短期利益。“許多製造業企業過早走向投資化方向，稍有成功的企業家都轉而成為賺快錢的投資家”。

　　他擔憂，如果過度的工具理性銷蝕了工業活動的價值理性，不僅會導致負外部性的膨脹，而且也會使産業升級失去內在的持續性動力，工業綜合素質的提高和形成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就會面臨很大的障礙。

　　“我們經常羨慕德國製造業的強大和精緻，這背後不僅僅是技術的差距，更有文化的不同，中國並不是簡單地跟在德國人的後面模倣。”金碚評價説，各國有不同的文化土壤，各國産業必有各自特色，德國製造走在德國的路上，中國也將走在中國的路上。德國製造值得中國學習借鑒，不僅是技術，更重要的是文化　

　　事實上，很長一段時期，“德國製造”曾是質量低劣的代名詞，這一標簽的誕生起源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後，英國對德國大量“山寨”産品的不滿，強行規定出口到英國的德國産品必須標明“德國製造”，以區別當時優質的本國産品。

　　為了改變惡劣的形象，德國人埋頭于技術的研究和創新，經過近百年的積澱，從最初的技術模倣到自主創新，從追趕英美到跨越式發展，從追求規模數量到關注質量和品質，最後集中于工藝技術和研究密集型産品的生産，“德國製造”終自成體系。

　　以史為鑒，受訪專家總結，中國創新驅動的短板不僅僅在於單純的技術差距，還有對於技術研發的執著、耐心以及數代企業家專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從這一意義而言，中國的創新征途也許才剛剛啟程。（李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