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批了，一直閒著；錢下發了，卻“趴”在賬上；項目批了，遲遲未見開工，這些“咄咄怪事”，如今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真實地存在。面對這樣的攔路虎和絆腳石，該如何整治？日前，李克強總理在長春主持召開東北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時，給出了答案：“對於忽視民生、為官不為的‘庸政’‘懶政’，要‘動刀子’、‘出重拳’、公開曝光，堅決追責！” 

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應該來説，通過簡政放權的自我革命，歷經群眾路線的精神洗禮，大部分領導幹部都意識到了，有為才能有位，有位必須有為。但也不可否認，的確還有一部分人仍然抱著“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為官態度，奉行“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的從政“潛規則”，不敢擔責任，不願抓落實，對改革草草為之，對上級敷衍塞責，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試想，大小官員，你不為，我不動，那經濟發展誰來抓？中央決策部署怎落實？全面深化改革從何談起？全面小康又從何推進？

狀態決定未來。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領導幹部的狀態怎樣，將直接決定中央向人民作出的承諾能否兌現，也將直接決定我們以怎樣的姿態進入“十三五”。更為現實的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哪？轉型升級的動力在何處？實際上，發展的壓力並沒有減輕，而是更重；各級政府肩上的任務也並不輕鬆，而是更加艱巨。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如領導幹部仍囿于一己之私，不顧大局，沒有擔當，那麼，適應新常態就無從談起，更別説引領新常態了。

其實，為官不為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中央領導也曾多次強調，要嚴肅治理、堅決追責。然而，這一現象就如同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原因何在？從權力運行的角度來説，缺少制度剛性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簡政放權後，政府哪些責任是必須保留的？文件印發後，各級政府該在多久內落實？落實的質量如何，是否有相應的監督管理？假如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地方政府手中就會有自由裁量權，就可以對落實打折扣，對上級搞變通。

從這個角度而言，懲“懶”治“庸”必須堅持破立結合的辯證法。一方面，鐵腕懲治，加大督察力度，對於不幹事不作為的幹部，堅決問責，一查到底，從嚴治理，絕不姑息。另一方面，建章立制，大力推進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制定，以制度的約束，管住“任性”的權力。

古語有雲：“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古人尚能有此覺悟，作為“關鍵的少數”，各級領導幹部又有什麼理由不擔起責任，積極作為，努力引領新常態，為中國號巨輪的破浪前行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呢？(林亦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