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3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會議指出，農民工是産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適應“新四化”同步發展要求，以人為本、改革創新，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有利於造就支撐産業轉型升級的較高素質勞動新軍，促進擴大消費的新群體，參與城市發展、共享發展成果的新市民，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農民工”新政有助涵養中國經濟

    “支撐中國幾十年發展的人口紅利，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工的貢獻。”李克強在當天的常務會議上強調，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發揮了十分巨大、同時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到2013年年底，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9億，其中外出農民工是1.66億。截至今年6月底，外出農民工已經達到了1.74億，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7萬，總量保持穩定增長。

    “農民工是中國農業轉移人口的主體，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成長的新型勞動大軍。考慮到中國經濟當前正處於換擋提質的階段，國務院此次關於‘農民工’的新政，除了具有改善民生的意義，其經濟意義亦不容忽視。”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車偉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表示。

    官方日前發佈上半年中國核心經濟數據。除了GDP增速出現反彈、多項經濟指標增速回升外，此次“半年報”的一大亮點就是內需拉動經濟的潛力。在外部環境持續錯綜疲弱的情況下，由消費和投資構成的內需繼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上半年內需對GDP增幅的貢獻是102.9%。

    其中，就消費方面，國家統計局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對中新網記者表示，雖然從目前情況看，八項規定等政策帶來的政府消費泡沫擠出拉低了消費數據，但這是消費向正常回歸。中國消費真正的潛力在民間，在於普通民眾如農民工等，從衣食向住行的消費升級過程中。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白明亦表贊同。白明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指出，與高收入者相比，農民工等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潛力更大。在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未緩解的情況下，提高農民工的收入有利於擴大消費，支撐經濟增長。

    張車偉進一步指出，逾2.6億的農民工，不僅代表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亦決定著中國經濟勞動力資源的有效供給，故做好“農民工”這篇大文章，不僅有利於完善解決三農問題，平穩實現從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且對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進一步涵養中國經濟的續航動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四大措施強化官方“服務意識”

    在當天的常務會議上，李克強要求各級政府要特別強化“服務意識”：“我們要正視這樣一種現實：農民工不僅過去、現在而且將來，始終是中國經濟功勳卓著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支撐中國邁向小康社會的生力軍。”

    李克強特別強調，對於長期居住在城市並有相對固定工作的農民工，要逐步讓他們融為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享有同等的權利。不能把他們視為城市的“二等公民”。

    針對農民工權益的保障問題，會議提出的措施包括，一要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計劃，鼓勵各地改擴建面向農村招生的職業、技工院校，努力讓未升入普通高中、普通高校的農村應屆初高中畢業生都能接受職業教育。發展服務業和中小微企業，開發適合農民工的就業崗位。運用財政支持、創投引導、小額擔保貸款和貼息、生産經營場地等扶持政策，促進農民工創業。

    二要維護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在建設領域和其他容易發生欠薪的行業推行工資保證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應急週轉金制度，落實工程總承包企業對農民工工資支付全面負責制度、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聯動治理惡意欠薪和解決欠薪問題地方政府負總責制度。落實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同工同酬。暢通農民工勞動爭議仲裁“綠色通道”，提高仲裁效率。

    三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改革，促進有條件有意願的農民工及家屬在城鎮有序落戶並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要對農民工隨遷子女開放。將農民工納入社區衛生計生服務範圍，逐步將有意願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將住房保障和公積金制度實施範圍逐步擴大到農民工。

    四要加強對農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務，推動體育、文化等設施向農民工同等免費開放。會議強調，做好農民工服務工作，事關全局。要重點推進長期在城市居住、有相對固定工作的農民工有序融入城市，並關心和幫助靈活就業農民工，使億萬農民工工作有著落、生活有保障、精神有家園。

    “此次官方提出的四項措施針對性很強，對於農民工關心的收入、戶籍、職業培訓等問題皆有回應，體現本屆政府對農民工問題的重視。”張車偉表示，比如落實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同工同酬等措施，無疑有助於保障農民工的收入。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則更加重視新政中關於“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計劃”等措施。楊宜勇告訴中新網記者，鋻於進城務工農民工的能力與素質良莠不齊，單純的落戶並不能解決他們的根本問題。有鋻於此，官方此次重申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很有必要。

    張車偉進一步指出，當天官方啟動關於戶籍制度的改革無疑令人振奮。“與普通農民相比，進城務工農民已經熟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他們有融入城市的需求和能力，這是首先解決他們市民身份的重要基礎和前提。”

    近年來，城鄉差距得以縮小，但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是，農民工無法完全融入城市，是長期以來中國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尷尬現實，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矛盾，很多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痼疾。有鋻於此，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將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

    戶籍改革可解經濟兩難

    中國國務院30日正式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標誌著戶籍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此次改革的一大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有效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依法保障公民權益的新型戶籍制度，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意見》要求，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權益，完善農村産權制度，擴大基本服務的覆蓋面，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完善就業失業登記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加快實施統一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化住房保障體系等。

    對此，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鄭路告訴中新網記者，根據他所在的研究機構進行的相關調查，超過80%的農民工選擇在縣城及以上層級的城市定居；新生代農民工傾向於選擇層級相對較高的城市定居。這就要求官方在戶籍改革進程中統籌社會資源的均衡配置，在養老、醫療、住房、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逐漸實現資源均衡、機會均等，真正使戶口脫離隱形福利，也就增強了人口自由流動的可能性。

    而在張車偉看來，當天上午《意見》的出臺與常務會議的內容互相呼應，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有利於為農民工進城清障，亦有利於緩解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兩難困境，即如何在亟待提升的農民工工資和因成本上升而不堪重負的企業經營之間取得平衡。

    近年來，中國多地的工資標準“下限”一再提高。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2013年全國有27個省、區、直轄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幅度達17%。中國政府計劃，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要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不過，對一些從事勞動密集型産品進出口業務的企業而言，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可能不是個好消息。在中國著名外向型經濟省份之一浙江，一家主要出口服裝、紡織等産品公司的總經理對中新網記者稱，每年該公司的勞動力成本都要漲15%-20%，現在其普通工人的工資約為3500元，已遠遠超過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水平，甚至高於東歐。

    對此，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有利於解決這一“工資悖論”。蔡昉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要實現內需驅動，讓技術進步取代要素投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工資的上漲是必然要求。但在轉型未完成、出口仍需要起支撐作用的情況下，普通工人工資的快速上漲，導致單位勞動成本提高，加劇了中國現有比較優勢的喪失。

    在蔡昉看來，解決這一“悖論”的關鍵在於推動城鄉一體化。他指出，如果戶籍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有效推進，將能夠從公共服務方面改善農民工的收益預期，從而對“工資上漲”這一需求起到替代效果。

    蔡昉指出，此舉將讓企業壓力得到減緩，使中國傳統比較優勢可以更長時間地發揮作用，為中國轉型贏得時間。同時，戶籍改革對農民工消費潛力的挖掘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效應，也有助於中國獲取新增長動力。（記者 陳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