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２月２７日電 （記者王清穎、烏夢達、熊琳）２０１４年召開的４０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有２１次部署了“簡政放權”。在近期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地曬出了權力事項精簡的成績單，一些省份“權力清單”減掉了近七成。

但新華社一項最新調查發現，百姓、企業辦事不方便、不滿意的狀況仍廣泛存在。

當下，簡政放權再次成為熱議焦點，這項改革也進入到“啃硬骨頭”的階段，人們期待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找到“砍筋斷骨”的利器。

調查顯示跑三趟就能辦成事的不到三分之一

你符合晚婚晚育要求，想當爸爸了，那麼，要花多長時間才能辦好準生證？

沒有標準答案。可參照的是：２０１４年８月，北京市某事業單位的一位準媽媽在烈日炎炎下，頂著孕吐跑足６個公章為孩子“搏身份”。由於丈夫的戶口不在北京，這對夫妻還要返回配偶戶籍所在地的計生部門開具初婚未育證明，還要加蓋１個公章後才能有效。夫妻二人多方打聽，最終將６枚公章全部“集齊”。

其實，很多人都像這位準媽媽一樣，為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被迫進行“收集”公章、拜遍“碼頭”的“通關”遊戲。

據近期新華社組織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流程繁瑣、手續複雜，依然是２０１４年百姓去政府辦事的普遍感受。在近２５００名受訪者中，超過７８％的受訪者認為去政府辦事“很麻煩”或“比較麻煩”，超過８１％的受訪者認為辦事流程“繁雜”和“比較繁雜”，辦一個手續，有１３．１％的人跑了１０趟以上，而在３趟以下就辦完的只佔２８．７％，還不到三分之一。

一方面政府部門不斷公佈簡政放權的清單，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仍然覺得“不解渴”。為什麼？多地基層幹部告訴記者，簡政放權後有的部門“一放了之，躺倒不幹”，放鬆監管和服務，存在不作為、慢作為現象，“幹部不緊不慢，百姓急得團團轉”。

工作多年的雜誌社職員小劉從瀋陽調到北京工作，在老家的養老保險關係需要調轉。他找過相關部門諮詢，但都推來推去，沒有明確答覆。他曾多次到單位所在區域的行政服務中心，但工作人員告訴他，雖然進行了登記，但要向他原工作地發出一張商調接收證明，而這個過程至少要半年。距小劉首次辦理養老保險調轉已近５年，仍沒有回音。小劉考慮再三，決定托關係，找熟人，看能不能解決問題。

在新華社問卷調查中，像小劉這樣選擇“托關係、找熟人”的受訪者超過了七成，“托關係”辦事的潛規則仍非常普遍。

“中央的政策暖乎乎，為啥到了窗口單位就讓老百姓寒了心？”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倒洗澡水不能倒掉孩子。”簡政放權不是單純減少政府部門的工作量，而是要在精簡優化政府工作內容的基礎上，提高辦事效率，減少拖延扯皮，更好地服務人民群眾。

下放的權力“含金量”低不少優惠難“落地”

一年多來，國務院相繼取消和下放７９８項行政審批事項，提前兌現了取消下放三分之一行政審批的承諾。但記者調研發現，隨著簡政放權的提速，一些新問題也伴隨而生。

——審批剛取消，又來了仲介機構的前置“審批”。今年海南省兩會上，海南現代科技集團董事長邢詒川指出：“一個建設項目，從拿地到拿證，要經過２４個仲介機構的‘關卡’、送審４８個評估報告，要想加快審批，就得塞‘加班費’！”原本還有章可循的政府審批反而成了無章可循的仲介尋租。

——遭遇“中梗阻”，中央取消地方卻“陽奉陰違”。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正式發文，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起全國統一取消和免徵“利用檔案收費”等３３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時至今日，記者諮詢多地房産登記中心發現，南寧、武漢、長春、濟南等多地房地産檔案部門對於一張薄薄的房産檔案證明，仍收取數十元費用，一些地方的物價部門不僅給違規收費發放“通行證”，有的甚至稱，之所以對公共信息也要高收費，是要拿來養人和支付系統升級的花銷。

——多部門改革聯動缺位，實際效果打折扣。西部某市，一個私企業主在當地投資一家企業，簡政放權改革，相關審批權從市發改委下放到了縣發改委，但十幾個部門，下放的只有發改委一家，原來跑市級部門，現在還得市縣兩級一起跑，“長袖短袖都得顧”。“簡政放權有的部門放了有的沒放，不僅沒效果，反倒增加了辦事難度。”這位企業主無奈地表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説，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一年多來，出現了很多新問題，但原因並不複雜，簡政放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調自己的利益、“動自己的奶酪”，肯定會受到阻礙，當前改革進入攻堅期，容易的已經做了，接下來必須痛下決心、壯士斷腕。

拆除利益“玻璃墻”還要做多少事？

“一些地方，政府不該管的不管，麻煩少了，但財政供養的政府工作人員少了嗎？對市場放權，減少企業負擔，那宏觀稅負減少了嗎？權力下放，與事權對應的是財權，那地方的財權是大了還是小了？”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羅天昊認為，從這個角度看，簡政放權儘管成績顯著，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仍任重道遠。

記者採訪到即將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和有關專家呼籲，簡政放權要拆除利益“玻璃墻”，讓百姓真正感到實惠，要在五個關鍵字上下力氣。

“減”——不僅要對政府過度權力做減法，還要減職能、減機構、減人員。李佐軍表示，減少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職能、減少政府行政審批的權力，同時根據職能和權力調整減少機構減少人員，“拆廟和還俗”齊頭並進，只有全面改革，才能真正增強改革效果。山西省晉中市委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有些地方權力下放了，中間人卻越養越多。“如果説取消部分審批權是簡政放權的突破口，那麼人事制度改革則是簡政放權的定音錘。”

“轉”——幹部的心態作風和相應考核體系亟待轉變。不少基層幹部表示，簡政放權後，當前出現了“不審批就不知道幹什麼”“都講法就不知道怎麼幹”“從嚴了就不敢和企業打交道”等新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表示，面對簡政放權的新常態，幹部必須適應依法行政、有責必履的新狀態，相應的考核體系也應重新構建，向基層幹部傳遞明確清晰的激勵信號。

“通”——破除“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古今來律師事務所律師吳青指出，為了真正把該放的權力放下去，不僅要清理審批，還要清理前置備案、紅頭文件的變相審批，更要落實監督機制，部門自我約束和監督，必須從頂層監督和群眾監督結合，打破行政壟斷、地區封鎖、部門梗阻。

“效”——政策千萬條，市場主體和百姓感受不到都是“白條”。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任郭乃碩表示，簡政放權不僅要做頂層設計，還必須汲取基層智慧，優先解決百姓和企業所急所難。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建議，要強化第三方評估和企業等市場主體評價改革效果的辦法，拒絕“紙面政績”和部門成績“自説自話”。

“界”——放權同時，固定市場和政府邊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丁元竹認為，要破除權力減了又增，邊減邊增的往復循環，該捨棄的必須捨棄，該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不能缺位，關鍵是將行政權力的邊界落實到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加大“三個清單”在全國的推廣落地力度，最終實現“法無規定皆可為、清單之外無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