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媒體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拍攝採訪

    政府工作報告吹響了2015年中國經濟的集結號。在這份沉甸甸的任務書中，李克強總理從深化改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政府建設等多個方面對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可謂系統豐富、高屋建瓴。

    為此，《瞭望》新聞週刊選取了若干熱點話題，以獨特視角深入剖析，探尋新一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邏輯。

    GDP為何定為7%左右

    7%左右，是政府工作報告剛剛公佈的今年GDP增速目標，這一本世紀以來GDP預期增速的最低值，背後有何深意？

    其一，中國經濟增長的合理速度還在微調過程中。

    從2003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連續五年實現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長。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2008年經濟增速回落到9.6%，2009年進一步降至9.2%。2010年由於採取大力度刺激政策，增速回升到10.4%，但這種回升明顯後勁不足。2011年經濟增速回落到9.3%，2012年和2013年繼續回落到7.7%。

    這説明，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仍在調整中。同時，增速回落幅度的日漸縮小，也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在進入合理的增長速度軌道。

    其二，中國經濟調整的戰略迴旋空間仍然充分。

    之所以敢於連續降低預期目標，除了決策者的果敢和膽識，關鍵在於目前中國經濟已積累了強大而堅實的戰略調整空間。

    2014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0.4萬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第二個闖過10萬億美元大關的國家，是第三名日本GDP的兩倍多，是新興經濟體印度的五倍有餘。此外，中國手裏還掌握著3.8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是全球經濟危機深化中其他競爭對手所無法擁有的巨大物質和心理優勢。

    其三，7%是可以期待但需著力爭取的“新常態”中高速增長。

    7%的增速仍然只是潛力，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釋放、實現多高的增長水平、持續多長時間，主要取決於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未來改革演進的變化和影響。直白地説，就是如何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成功踐行到底。

    其四，改革創新以釋放新的制度紅利，是7%左右的增速可持續實現的根本保障。

    過去30多年，“中國奇跡”得以實現的普遍共識就是改革紅利的釋放。如果中國經濟未來要繼續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需要比前30多年更加重視持續不斷地創造制度紅利，以保障源源不息的增長動力。

    其五，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必須化解新常態增速轉換期三大風險。

    當前國外局勢瞬息萬變，國內需要化解的問題不少，這個過程中，如果預判和調控全局的警惕性不高，政策應對不力或者不及時，就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

    這其中，尤其要重視處理好三大風險：其一，經濟發展下行調整階段可能暴露的金融風險；其二，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社會矛盾逐步凸顯的社會風險；其三，增長轉換期無法順利實現增速對接所導致的落入增長陷阱風險。

    讀懂一個百分點的深意

    增長目標放低，是否真的意味著中國經濟陷入頹勢？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明確一點，要看增速，還要看增量。

    根據統計，去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較2013年多出了8665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

    有兩組數據可資參照，其一，1996年中國全年的經濟總量為8608億美元；其二，2014年土耳其的GDP為8389.7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過去一年所實現的增量，從縱向看，比1996年全年的總量還高出約57億美元；從橫向看，比土耳其去年全年的經濟總量還要多275億美元——而後者是當今全球排名第十七的經濟體。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2014年中國的GDP增速“只有”7.4%——對於“速度控”來説，這好像不怎麼給力。兩相對比，闡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真實的增量，乃是增速與基數的乘積。當基數不同時，每一個百分點所代表的數量也不同。

    在此不妨將2014年與2007年進行一番比較。2007年是近2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水平最高的一年，當年GDP較上年增長14.2%，屬於名副其實的高增長。如按當年人民幣平均匯率折算，新增GDP約合7944億美元。這意味著2007年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所對應的GDP新增量是559億美元。

    而2014年7.4%的增速儘管是中國經濟進入新世紀以來增速最低值，但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GDP新增量高達1171億美元，是2007年的兩倍多！

    這背後，得益於中國龐大的經濟總量——去年中國的名義GDP達到了63.6萬億元，按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計算，首次超過了10萬億美元大關。

    如此的天量GDP，意味著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每一個百分點的“含金量”都不同於以往。

    最典型的例證就是就業。去年，就業在經濟增速放緩情況下不減反增，全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這説明如今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體能帶動180萬人就業。而在2009年，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體只能帶動80萬～100萬人就業。

    正是有了這樣的改變，具備了這樣的基礎和迴旋餘地，決策層面對增速下滑的現狀，依然能夠“穩坐釣魚臺”，謀局新常態發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篤力推動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繼續加大有效投資

    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於協調推動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的部署裏，增加公共産品有效投資是重要舉措。對此，也許有人會説，是不是中國對投資的情結太深了？

    其實不然。從中國發展實際觀察，2014年，國內生産總值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人均超過7000美元。在這一跨越歷程中，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對於未來的經濟發展，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投資。

    即便是經濟發展轉向了一直所期望的創新驅動，但創新活動本身也離不開投資的支撐。關鍵是要追求投資的效率。區別於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有效的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增加未來的消費，而且會為未來擴大消費和消費升級奠定物質和技術基礎。

    事實上，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政府層面已經選擇了具有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意義的七大類重大投資工程，包括信息電網油氣等重大網絡工程、健康與養老服務工程、生態環保工程、清潔能源重大工程、糧食和水利重大工程、交通重大工程、油氣及礦産資源保障工程。

    這些工程項目包，主要是聚焦中西部鐵路、棚戶區改造、城市地下管網等領域，都是為了擴大公共産品，更好地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些投資方向，都是群眾急需的，是遲早要幹的事。在這些領域加大投入，既能補足發展中存在的短板，又能更好服務百姓，而且還不會引起重復建設，為什麼不幹呢？

    當然，未來的投資不可能再以政府投資為主，這就需要創新投融資機制，充分調動社會資金的力量。比如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就為社會資金投入公共領域建設開啟了通道。

    未來的投資圖景，應是政府通過提供更好的服務，搭建好投資平臺，以少量政府資金帶動巨量社會資本深度參與到國家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撬動社會資本對創新、創業的扶持，更好地在市場中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當中國真正形成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形成萬流匯聚的磅薄力量。

    深化國企改革不能跑偏

    在剛剛公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及今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國企改革“意料之中”地位列其中。最新的消息是，作為頂層設計的“國家版”國企改革總體方案有望在兩會後出臺。

    與國家版方案的“姍姍來遲”相比，“地方版”的國企改革方案卻是“精彩紛呈”。去年至少已有20多個省市出臺了國企改革方案。而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31個省份都提出了2015年地方國企改革的藍圖。

    看得出，在推進國企改革方面，各地還是蠻拼的。不過“爭先恐後”的結果往往是“蘿蔔快了不洗泥”。

    比如，在一些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中，就出現了不顧企業發展階段和現實情況，定指標、下任務，“為混而混”、“一陣風”式的現象。

    發展混合所有制有利於推動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是搞好國企的辦法之一，但絕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不可能也不能指望“一混就靈”，混合失敗的案例並非少數。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及國企國資改革時，首先就明確提出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分類推進改革。其背後的考量，正是不同企業所處階段決定對改革的短期目標和路徑不盡相同，如果“一刀切”盲目去混合，恐將違背企業發展規律，結果也必將適得其反。

    更令人擔憂的是，本應由各種資本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在一些地方的方案制定和政策實踐中有被演變成“單向混合國有資本”的傾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半私有化改革”。

    這顯然有違國企改革的初衷。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因此決策層一再強調，要堅定不移把國企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加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這正是國企改革的根本目標。

    從這個角度來看，包括發展混合所有制在內的諸多國企改革措施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運用什麼樣的手段、怎樣運用手段，都需要圍繞國企改革的根本目標來考慮。否則一旦把手段當成了目標，改革就有可能跑偏。

    三大支撐帶孕育新期待

    “三個支撐帶”雖是第一次出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裏，但相信民眾對其內涵並不會感到陌生。在過去的一年裏，“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直作為區域發展的三大佈局在緊鑼密鼓地推進。

    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更多強調區域間的協調，由環渤海輻射整個華北地區；長江經濟帶囊括了長江的上中下游11省市，著眼于東中西之間的串聯；“一帶一路”則是包括了國內一半市場、國際上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宏大佈局，是由內而外的聯動。

    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目標指向都一致，即擴大對內對外的開放力度，促進資源要素在統一大市場內的配置，促進不同區域的合作共贏。三大戰略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未來二三十年時間裏重要的增長支撐，將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提供充足動力。

    過去的區域發展戰略，主要是按地域確定了東部率先發展、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四大板塊。更多是從地理位置上，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特點，將具有一定共性的地區切分在一起。總體上是比較粗線條、簡單化的劃分。

    當前地區之間的聯絡，已遠非過去的西部供應原材料、東部市場加工的簡單分工。隨著價值鏈、産業鏈的延伸，已經要求要素的配置要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不僅一省一地需要打破，而且傳統的東中西大板塊之間也需要打破。這就對區域佈局的優化提出了現實要求。

    不僅如此，過去的區域戰略，發展成果上也存在著地區上的分化，相互之間的連接不夠。比如東部率先發展，受益的也更多是東部民眾，而中西部難以在東部的發展中享受到陽光雨露。現在的三大支撐帶佈局，著眼全國一盤棋，追求的是全面帶動，能更好地貫穿東中西，打通中國的統一市場，打開中國與周邊的巨大市場。

    可以期待的是，在新的區域佈局下，不同區域將能實現有機統一，讓發展的動力在不同“肌體”之間傳導。發展帶來的好處也能夠更好地實現跨區域共享。在政策待遇、民生的改善、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就能共同受益於協同帶來的效應。

    找尋新常態下農業的未來

    史無前例的糧食“十一連增”，見證了中國農業剛剛度過的一段澎湃的歲月。然而在經濟增速下降、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新常態大勢下，粗放式的傳統農業增長模式已經沒有維持的空間，中國需要為延續農業的黃金時代尋找新的路標。

    這註定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征途，坎坷不僅在於農業文明本身的弱勢和衰落，更有工業文化和城市主義的浪潮衝擊。

    一個尷尬的事實是，儘管連續12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更接連出臺一系列的惠農政策，但時至今日，與工業現代化水平比較，中國農業現代化仍有10個百分點的差距。

    更深層的危機是，囿于傳統GDP的思想藩籬，在中國，許多的地方主政者對於農業的認識和思維已然固化，在單純追求經濟總量的利益驅動下，農業常常被貼上“落後”、“封閉”等消極的標簽。

    新常態對農業變革的意義不僅在於倒逼農業加速轉型，同時亦強化了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産之於國家的戰略意義。國內糧食生産的長期緊平衡狀態和國家糧食貿易風險的加大，將糧食生産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進一步而言，新常態之新不僅在於形勢之變，更有思維理念的革新，具體到“三農”領域，新的變化促使我們要對農業文明的內涵與外延進行重新思考，重塑中華母體文明的尊嚴，並使之成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理論武器和思想指南。

    農雖舊業，其命維新。如果説傳統農業往往囿于一産的界限，那麼現代農業則已深度融入二三産業，並借助後者的技術、管理等優勢，不斷延長農業的産業鏈條，豐富農業的內容。農産品加工、鄉村旅遊等産業的勃興，在提升農業效益的同時，亦開拓了農業的一片新天地。農業文明完全可以和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並行不悖，相得益彰。

    制度建構亦需快馬加鞭。重農不能止于惠農政策，還要完備的制度、機制的有力支撐。新的發展階段，頂層設計需要為重農主義重新謀劃有效的制度安排，使農業現代化的工作與官員的政績實現挂鉤，讓為國家糧食安全作出貢獻的農業區獲得合理的補償，令輕視農業甚至犧牲農業的行為受到應有的懲罰。

    當然，新的時代背景下，農業文明的新生根本在於自身的改革。一如當年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改革，當農業生産力來到一個新的坐標時，中國需要對土地、人力、技術等要素進行重新的排列組合升級。

    莫將新常態庸俗化

    新常態的火熱在意料之中，各界對於中國這一經濟發展新階段多一些有建設性的研究和討論，既可為主政者治國理政提供參考，亦能增強全社會改革創新的共識。

    但近來有一種不良的傾向，新常態儼然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各種會議、總結、報告、文件中，各種各樣的新問題、新矛盾、新變化都要和這一概念挂上鉤，其中，牽強附會者有之，曲解濫用者亦不少。

    事實上，新常態的提出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思想內涵，它是中國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國家後，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演化進程中，呈現出的一系列趨勢性、階段性新變化。

    對於新常態的認識和討論可以開放、全面，但不能庸俗、泛化。新常態不能變成一個筐，好的、壞的都往裏面裝。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將一些歷史欠賬或不好處理的難題都以“新常態”搪塞，以逃避責任，推卸工作。

    譬如，産能過剩，主要因素是長期以來投資和消費嚴重失衡的結果，並不是新常態的表現，相反，新常態為徹底解決這一深層問題增添了動力和壓力。又如，通貨緊縮之類的經濟風險是短期的經濟波動，而不是一個長期的經濟趨勢，與新常態沒有必然聯絡。

    面對新常態，我們不回避問題，也不能誇大問題。新常態不能成為畏難的託辭和不負責任的藉口。這樣的故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本身有著深刻內涵的理論創新，在實踐中屢屢被曲解，成為很多庸官政客不作為的擋箭牌。這種對科學理論的濫用，不但積累了社會矛盾，而且消解了政治權威。

    背後根本原因還是懶政、惰政的習慣作祟。面對棘手問題、重大困難、歷史積弊，要麼下不了決心，要麼沒有能力解決。由此，把所有消極的現實都貼上新常態的標簽，自然就成了最省事、最簡單的辦法。

    因此，對於新常態，要正本清源，更加理性積極地認識。更為關鍵的是，要採取務實有效的舉措去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者 王健君 尚前名 王仁貴 李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