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業這麼多年，我太憋屈了》，因這封致總理的公開信，桔子水晶酒店CEO吳海被請進中南海“吐槽”。

    “沒想到，這封信激起了不小的波瀾，李克強總理、汪洋副總理、楊晶國務委員都做了批示，我也因此走進了中南海”，吳海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表的新文章《每一個聲音都有被聽到的機會》中，披露了自己那封公開信被高層批示的細節。

    這篇文章記述了吳海為何寫那封公開信，在中南海的經歷，以及公開信中被人們“忽略”的那部分。

每一個聲音都有被聽到的機會
吳海

    世上的事真的很難説，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做酒店的生意人，想得也比較簡單，努力工作，做得好的話就能多掙些錢，安安靜靜過自己的小日子。

    今年3月23日淩晨，我給李克強總理寫了封信放到了網上。沒想到，這封信卻激起了不小的波瀾，李克強總理、汪洋副總理、楊晶國務委員都做了批示，我也因此走進了中南海。

    其實，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只是一個小人物，對於我個人而言，這一段熱鬧將會迅速歸於平靜，一切都會被遺忘。但是，我相信國家的許多進步，都是在許多這樣的平靜中爆發出來的。

    哈，領導重視，原來是總理啊！

    其實，我給總理寫的信的標題是“對企業好才能對人民好”，這是去年我在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全體代表大會上題為“讓市場發揮效率，給企業和政府鬆綁”的發言的基礎上的一個完善。

    3月2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樣看看公司報表，瀏覽網上新聞，看到網上都在講總理到工商總局強調簡政放權的事。我突然想，這些簡政放權説的都是中央部委的事情，而像我這樣的絕大部分企業的行政審批和監督管理跟中央部委都沾不上邊，這些權力早就下放到地方了，只有地方的簡政放權做好了，才能真的幫助到絕大部分企業。

    於是我想，我為什麼不把我知道的和我的建議説出來？萬一國家有關部門看到了可能對促進簡政放權還有些幫助呢。當時，我當然沒有敢奢望總理會看到我的信。

    23日淩晨1點多我開始寫，3點多我把建議放到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wuhai222），於是就有了網上大家看到的那封信。

    給總理的信其實我寫了兩個版本，一個是白話版的信，我放到了網上；一個是正式信件，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把正式信件寄給總理，就存到了電腦裏。

    大概過了一週多吧，國務院一個機構聯絡我。我想，是不是我説的話不合適啊？我要被“請喝茶”了？於是我去了國務院這個機構，接待我的是一個司長，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忐忑，告訴我説，我的信是為國家好，他的領導非常重視，希望我以正式信函的形式寄給他們。我當時想，“他的領導”？他的領導大概就是部長了吧。

    於是，我回到辦公室把信寄給了接待我的司長，第二天他給我來電話説，“你的信的收件人應該寫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收”。哈，領導重視，原來是總理啊！於是我就寄了。

    我的名字居然放在長長的會議桌正中間位置

    寄信前後的那段時間，不斷有北京市和國家的一些部委和機構的領導約我見面，了解我對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一些想法，我也因此聽説和接觸了以前沒聽説的不少負責體制改革的核心部門，估計我這一生能見過的大官也在這幾週內全見了。那段時間我在想，我讓國家聽到企業的呼聲的目的達到了，一切都該畫上句號了吧。

    大概兩周前，最早聯絡我的人給我打電話説國辦的領導可能要跟我談談，並告訴我國辦會通知我時間和地點。我在想，又要見領導了。

    5月12日，我接到國辦工作人員的電話，他説國辦有個會想請我做個發言，大概10分鐘左右。我問他要不要講稿，他説不用，讓我暢所欲言。

    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知道很多地方的這類會議都會要求講稿，並且會有人專門審稿。他提出的唯一建議是便裝出席。我問了一下，便裝是不是不打領帶就行，他説“行”。

    接著，他又問了我的車牌號，説進來要檢查，我説好，然後我問會在哪開呀？他説國辦啊。我又問國辦在哪？他説在中南海，從西北門進來。

    中南海？當時我確實有點驚喜：我要進中南海了！

    5月14日，我開車進了中南海，停車時我在想，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來中南海，本來想拿手機照張相留念，結果被負責警衛的戰士制止了。

    由於我到得比較早，有時間在樓裏到處看一下。這裡面的建築和結構都比較老，就和北京隨處可見的一些老部委的樓一樣，裏面的設施很簡單，跟我想象的豪華和氣勢磅薄差距太大，一些辦公室連我在地方見過的處級甚至科級部門辦公室的面積和設施都比不上。要不是幾個站崗的戰士和會議室墻上巨大的屏幕，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已經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臟區域。

    我進會議室的時候，工作人員正在會議桌放參會名牌，我從角落開始找我的名字，最後發現我的名字居然放在長長的會議桌正中間位置。

    我當時想，沒搞錯吧，正中間？我只是一個老百姓。

    會議開始後，主持人開始介紹參會人員，我才知道坐在我旁邊的是國辦領導，桌子對面是國務院一些部委的領導和北京市的領導。

    會場有點熱，不知道是不是中南海嚴格執行空調攝氏26度的規定，我看領導都穿著襯衣，我就把西服脫了，穿著襯衣。等自己發言結束的時候，我才發現領導們的襯衣袖子都係著扣子，就我擼著袖子。

    我被安排第一個發言。我沒有講稿，心想既然説了讓我暢所欲言，我就説吧。當時我什麼都沒想，直接把自己對於地方和基層簡政放權、監督管理的擔心説出來了，並且把一些改善建議都説了，有的話現在想起來還是比較直接，包括“政令不出中南海”，“處長執政”等話，我也直接説了。

    發言的最後，我説了一句話：“這句話可能是官話，可是我還是要説‘下情上達，政通人和，國之大幸！’”

    其實，有時候官話有點道理，至少我説的話國家聽到了！

    當北京市的相關領導發言時，我插話道：“如果全國都能做到像北京市一樣的標準，我就該磕頭了。”

    老實説，這個會上具體的事我提得很少，更多説的是普遍存在於地方和基層的問題以及簡政放權最後一公里的解決方案。各部委的回復也比較直接，包括他們正在做的和計劃怎麼做的。

    會議開了近兩個小時，出來的時候我在想，這大概是我這輩子唯一的一次機會進中南海了，可惜連個相片都沒留。

    車開出去的時候，我心裏説了一句：再見，中南海。

    我的初衷只是希望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

    我在會上提了一些事和一些人做的事，但是我不可能也不會説具體哪個人，哪個城市發生的這些事，因為我的初衷是幫助國家，而不是為難哪個人。

    我説得很直白，八項規定之前有幾個不吃喝的，八項規定之後就沒有多少人敢了，所以這是一個觀念和體制問題，只要行政審批更加嚴謹、沒有彈性解釋空間，只要監督管理尤其是罰款能夠量化，沒有人為裁定，只要對於基層管理制度更到位，這些問題就能解決。再説基層工作本身也不容易，只要他們能改好，我何必為難他們。他們也是有老有小的人，社會風氣就這樣，也不能完全怪他們，因為我選擇相信人性的善良。

    會後這幾天，我第一次沒太關注公司的事，媒體來了一撥又一撥。我想，普通老百姓諫言獲得總理批復算是一個大新聞吧，連《焦點訪談》我也有機會上了。

    不過，媒體總希望有些獨特視角，尤其是爆料。雖然我的信確實説了一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我提出了解決方案。不過很多人更感興趣的是，基層部門變相收取的費用或上繳的“特種稅”到底佔公司收入多少？我信中提到的某個城市、某些部門系統性腐敗指的是哪個城市、哪個部門。每次我都需要解釋，我的初衷只是希望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

    國家相關部委也很重視，找我開會了解情況，在涉及具體的人、事和城市時，我選擇了沉默。因為我覺得我説的這些人固然有自身的小貪慾，為什麼基層領導視而不見？為什麼會縱容？有效監督體系的缺失和相關領導縱容才是這些基層小腐敗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21日上午，公安部的領導專門到公司來開懇談會，地方和基層發生的問題我都説了，但具體到哪個地方和誰我沒説。其實，公安部總體政策都是合理的，但下到基層後就變形了。實際上，公安部早就知道這些問題，一些針對這些問題的新制度和法規都要出來了。我簡單看了一下公安部正在醞釀中的政策，如果地方和基層都能執行，涉及基層公安部門管理的許多事情將會大大改觀。

    我的建議

    關於簡政放權>>

    在我給總理的信上以及在中南海的座談會上，我提了幾個建議，也説出了自己的擔心。雖然媒體報道的比較多，但很少有人觸及核心問題，那就是從職能轉變到觀念轉變的問題。

    八項規定好嗎？很好，政府官員的確不敢吃了，東西不敢拿了，但是，為什麼出現了一些事也難辦了呢？

    當問他們為什麼不敢吃的時候，他們的答覆是，八項規定抓得太嚴了，怕犯事。“怕”是這裡的核心詞。換句話説，從來沒有人想過“我不應該吃！我不應該拿！”這就是我説的觀念改變的問題。

    中央的簡政放權好嗎？當然好！有效的簡政放權一定會提高市場運行效率。可是我相信很多企業並沒有感受到中央簡政放權帶來的營商環境的改善，因為絕大多數企業的行政審批、監督管理都在地方甚至在區縣一級的基層，中央新下放的這些行政審批跟這些企業本來就不沾邊。過去基層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的時候沒有讓企業感受到很高的效率以及完全的公平，那如何保證中央各部委權力下放，到了地方、基層這個層面，有關部門會提高效率呢？如果這些不解決，簡政放權將堵在最後一公里，甚至是零公里的辦事窗口上。

    我在會上説得比較直白，正如八項規定帶來的是“不敢吃”而不是“不應該吃”的狀況，當前簡政放權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其實，中央的意圖很明顯，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政府職能從過去全能型政府要變成服務型政府，服務於市場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簡政放權只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具體改革措施，如果各地方基層單位沒有服務於市場經濟的意識，怎麼可能制定和執行出符合市場規律的行政審批、監督管理制度呢？

    所以，我堅持認為簡政放權是標，職能轉變是本。如果沒有適應于市場經濟的政府職能轉變意識轉變，許多地方、基層的簡政放權就會流於形式。

    簡政放權的形式好做，服務於市場的職能轉變的意識如果改不過來，將會消解改革的效力。在這種情況下，我提出一種“逼迫式觀念改變法”：在制定任何簡政放權、行政審批、監督管理制度的時候必須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即必須回答下面這些問題：

    是否符合市場規律？是否應該由市場來調解？如果由市場來調節，風險在什麼地方？是否利大於弊？如何防範風險？如果必須行政審批、監督管理，流程是否合理？是否有辦法提高效率減少環節，減少企業的負擔？如果涉及多部門審批，對於同一事項是否有統一的標準？是否可以一個部門負責共同的事項，其他部門只負責專項審批？

    行政審批標準是否有統一標準？是否有不同解釋空間？下放權力的部門是否有對地方制定的行政審批流程的確認和審批權？監督管理是否可以量化？是否有尋租空間？如何避免尋租空間？

    我覺得制定這些行政審批政策以及監督管理流程的部門必須書面回答上面的問題，並且把這些回答連同自己制定的制度一起提交給上級部門、專家、企業一起討論通過。只有這樣才能從形式上倒逼這些部門接地氣，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也就是職能轉變帶來的角色轉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關於“端菜”“點菜”>>

    總理説，簡政放權要從政府部門“端菜”變為人民群眾“點菜”。其實，菜好不好吃最清楚的是吃菜的和掌勺炒菜的。老實説，那些坐在辦公室制定菜譜的人以及研究菜譜的學者專家還真不如他們清楚，很明顯，負責行政審批的掌勺人最清楚企業有什麼難處，因為這些是企業要求他們辦事的地方，企業自然就更心裏有數了。

    但是，這個菜也不能單由點菜的定，因為吃菜的企業永遠是自私的，他希望沒人管理才好，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天生就存在矛盾，不能單由一方來決定這個菜。

    所以我提出，只有讓具體掌勺的也就是負責行政審批的人和負責點菜吃菜的企業一起參與來做這道菜才能做得好，光聽專家或者坐辦公室研究菜譜的人還真難做出切合實際的好菜。所以，各級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參與，要保證他們敢説並提建議，保證他們不受打擊報復。只有掌勺的和點菜的一起來做這道菜，這道改革的“大菜”就會做得很有意思。

    關於政商關係>>

    如果説做企業和政府沒有關係這可能是瞎話，因為，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和企業之間永遠存在著審批和被審批，管理和被管理的關係。做企業和政府完全脫離關係是不可能的，所以説企業和政府沒有關係是一個偽命題。

    我一直認為企業和政府應該有一個良好的互動，有時候我感覺就像是新姑爺和丈母娘一樣，取得丈母娘的信任肯定不是壞事。當政府對你的企業了解多了後，自然會增加信任，當企業有困難的時候自然也更願意幫忙。

    我在青島的體會就非常深，桔子水晶酒店集團在青島有四家酒店，第一家酒店開在青島市南區五四廣場，由區招商局引進。由於我們守法經營，碰到一些處理周邊關係的棘手問題時也積極配合區政府，這樣和區裏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

    當我們在市南區開第二家酒店時，卻碰到了一些困難。由於我們對當地情況不熟悉，物業上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和錯綜複雜的關係給我們造成很大的困難，酒店被迫停業。我們向市領導和區領導進行了彙報，市委、市南區委及區政府主要領導明確表示，任何利用公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在青島都不會有生存土壤，他們支持企業依法辦事走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這個事情，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和政府的關係。政府裏人來人走，企業應該合法經營並建立與政府的良好互動，這樣自然能取得政府信任，單靠與政府的領導搞好關係就會把企業和政府的關係搞得有些變形，老實做人、踏實經營永遠沒錯。

    最後，我想説的是，我只是一個普通人，由於一些偶然機緣，讓總理看到了我的信而成為公眾人物。對於我個人而言，我會很快被大家遺忘。但是，也許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都應該相信，國家在進步，每一個聲音都有被聽到的機會！

桔子水晶酒店CEO吳海
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