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新活力 邁向新境界

激發新活力 邁向新境界
——五年經濟治理啟示錄

（一）

春節剛過，世界銀行發佈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中國在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這使範圍廣泛的改革成為可能；中國經濟再平衡正在進行中，保持經濟活力，並以可持續的方式引導好結構優化升級，對於實現國家發展目標至關重要。

不約而同做出良好評判的，還有不少國際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連續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在2017年十大主要經濟體排名中，中國以12.3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從增量上看，較2016年增長約7100億美元，與美國7370億美元的增量十分接近。

我國經濟在過去5年裏一直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頂住了下行壓力，宏觀景氣、微觀績效、結構調整以及新動能培育等方面持續改善，穩的格局在鞏固，進的走向在延續，好的態勢更明顯，內生動力更強勁。這些成績，得益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引領，顯示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經濟治理思想的重大創新，成功駕馭了經濟發展大局。

5年辛苦不尋常。我們黨堅持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在實踐中，逐步探索一條新時代條件下穩中求進、標本兼治、激發新活力、建立新秩序的經濟治理新路徑；在理論上，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諸多原創性貢獻；在國際上，為陷入“財政刺激多一點還是貨幣寬鬆多一點”爭論的世界各國提供了突破傳統理論、完善經濟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二）

經濟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關鍵體現。經濟治理的理想目標，應當既能充分發掘經濟潛能、釋放經濟活力，又能有效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市場運行秩序，實現國家經濟利益和國民福祉最大化。其中，能不能通過有效的宏觀調控趨近、實現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理想經濟狀態，是治國理政中的一個重大考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的歷史方位，也面臨一個前所未見的歷史關口。世界經濟長期結構性調整、新一輪産業變革融合與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相互疊加，對國家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任務越來越緊迫。

“中國號”經濟巨輪迫切需要新的指導思想領航、新的理念方法驅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中，不斷探索規律、深化認識、統一思想、正確決策，一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的經濟治理體系搭起“四梁八柱”，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宏觀調控體系也一步步建立起來，對於引導我國經濟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明確經濟治理大方向。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5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之中，明確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要求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著力構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發展新機制、新秩序，讓經濟發展更具包容性。還需看到的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堅持制度性導向，對制度、體制、運行一體統籌是一個突出特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創新中得以堅持、完善，經濟體制的改革創新又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得以實現、深化，經濟運行的提質增效進一步夯實了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三個層面的協調設計搭起了“梁”“椽”“柱”，形成了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的經濟治理總體觀，是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重大理論創新。

——以科學理性的戰略判斷確定經濟治理新思路。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認識把握經濟規律，對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趨勢性特徵進行全面分析，從形態描述、規律總結、方向判定三個方面層層遞進，作出“三期疊加”“經濟發展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並以此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作出“牢固樹立五大發展理念”“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等重大決策。在辨析主要矛盾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是結構性而非週期性的基礎上，宏觀調控保持定力，不唯GDP論英雄、不搞“大水漫灌”、不打“強心針”，確立了區間調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度擴大總需求，政府、市場、法治要各司其職各盡其用，既要釋放活力，又要防範風險，增強市場信心，穩定社會預期……一個全面、系統、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經濟治理體系逐漸形成，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歷史辯證的思維方式把握經濟治理的方法度。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處理好治國理政中各種複雜利益關係，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係，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在確定方、法、度上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例如，處理好“穩”與“進”的關係，該穩的要穩住，該進的要進取，“有守”和“有為”有機結合；處理好擴大需求與結構調整的關係，把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重點、節奏、力度，堅定不移落實“三去一降一補”，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係，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體現共享發展這一社會主義根本目的；處理好信用擴張與經濟風險的關係，優化結構、強化監管，促進金融回歸本源；處理好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與世界各國的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促進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

——以配套協同的綜合施策推動經濟治理見成效。

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一體考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國家戰略與規劃、産業政策、價格政策、區域政策、土地政策、貿易政策、環境政策、開放政策等協同配套，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特點、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這幾年，宏觀調控與簡政放權同步推進，與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齊頭並進，關鍵領域的改革與各種調控工具靈活使用相互配合，市場準入門檻不斷降低，政府服務不斷優化，新産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創新創業熱潮噴涌，就業增加、收入增長、環境改善……宏觀調控為改革贏得了空間和時間，改革又提升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和水平，二者統一于國家經濟治理體系的完善和經濟治理能力的提高，相互聯絡，相得益彰。

（三）

“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表述，是我們認識理解新時代經濟治理的一把鑰匙。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回顧當初，我國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逐步引入和嘗試運用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宏觀調控。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更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循序漸進過程。在經濟轉軌的特殊時代背景下，由於各類市場主體日益活躍，各种經濟變量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強，市場規則又沒有確立，宏觀調控要在巨大、複雜而又急劇變化的系統中實現經濟穩定和持續增長，其難度比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下要大得多。

過去幾十年，我國發生過數次經濟大起或大落、市場過熱或疲軟，宏觀調控疲於應對短期失衡：每當經濟下行、總需求不足的時候，便擴張總需求；每當市場過熱、總需求過多的時候，便緊縮總需求。這種針對總量、偏重需求側、以“收放”為主要特徵的調控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經常造成“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這當中，政府和市場關係問題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比如政府角色的“錯位”“缺位”“越位”，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和行政審批過多過細，行政干預較多，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的職能反而不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與秩序。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一個漫長艱難的探索過程，前進的關鍵在於善於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歷史留下的一系列課題難題，等待著後來人的智慧和解答。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經濟治理實踐，向未來提供了諸多啟示。

比如，如何把握“管而不死、放而不亂”的度？答案就在“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等創新性宏觀調控方式中。由“強刺激”轉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轉向“定向調控”，由“遵循規則”轉向“相機調控”，由“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滴灌”，由“急剎車”改為“點剎”，並注重適時適度的微調預調，提高了調控政策的針對性與靈活性，跳出了“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

再如，如何界定宏觀調控的邊界？答案就在政府角色和職能作用的日益明晰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政府的五大職能，宏觀調控居首，而且只屬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則應履行好“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這些界定表明，宏觀調控不能包辦一切，在資源配置上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市場體系建設上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範作用。

又如，如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答案就在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變化。如果一味刺激需求，短期興奮後只會積累更多風險，讓經濟越來越糟。高質量發展要實現生産、流通、分配、消費循環通暢，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要讓經濟發展不出現大的起落，結構性調控是“治本良方”。

總體而言，堅持“宏觀調控有度”，與建設“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推進“依法行政”的一系列改革舉措結合起來，提高了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更極大地提升了國家經濟治理能力。一方面，宏觀調控使我國經濟運行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為深化改革創造了平穩秩序和寬鬆環境；另一方面，調控體系本身不斷健全，法治思維、市場力量靈活運用，多种經濟治理手段協同發力，進一步解放了社會生産力，促進了新舊增長動力轉換接替，實現了“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

我們應當深入總結和思考這5年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特點，科學把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的新要求，持續創新宏觀調控，不斷完善經濟治理體系，防範“黑天鵝”“灰犀牛”等各類隱性風險，推動中國經濟過好發展方式關、經濟結構關、增長動力關，為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保駕護航。

（四）

世界繁榮穩定是中國的機遇，中國發展也是世界的機遇。5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以開闊的眼界、思路和胸襟，在多個外交場合強調，中國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世界經濟治理，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從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思想，從堅持對話合作、堅持互利共贏的交往新路，到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真抓實幹，中國充分發揮了負責任大國的作用，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中貢獻了智慧和力量。

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上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耗盡，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於消退。同時，發展不平衡問題遠未解決，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漸顯現。面對蕭條，一方面各國通過實施寬鬆貨幣政策等刺激措施推動經濟復蘇，另一方面經濟衰退引致國內就業、貧富差距等矛盾激化，進而造成國際關係相對緊張。但事實證明，無論簡單的政策刺激，還是地緣政治衝突，都無法帶來長期穩定發展的內在動力。

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上，習近平主席帶去了“中國經驗”：“我們要創新發展理念，超越財政刺激多一點還是貨幣寬鬆多一點的爭論，樹立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思路。我們要創新政策手段，推進結構性改革，為增長創造空間、增加後勁。我們要創新增長方式，把握好新一輪産業革命、數字經濟等帶來的機遇，既應對好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等帶來的挑戰，也化解掉信息化、自動化等給就業帶來的衝擊，在培育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過程中注意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讓各國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

這一主張是令人信服的。近幾年，中國宏觀調控的不斷創新與經濟發展取得的亮眼成績，與西方宏觀調控的效果形成鮮明反差，也引起了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有學者指出，正是由於只關注總量調控而忽視了結構調控，才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産生；宏觀調控不僅要關注總需求，還要更多關注經濟中的結構性變量和供給側管理措施。這些結論，恰恰與中國的實踐不謀而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新範式，彌補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缺陷；中國的經濟治理道路，為豐富和發展宏觀經濟學理論貢獻了中國智慧；世界正在從與中國共享“經濟發展紅利”，走向了更高層次的共享“思想理論紅利”。

寫入歷史的輝煌成績，莫不源於照亮時代的思想光芒。新時代的大門已經推開，廣闊的未來等待著新的書寫，經濟戰線要更加努力地學習、研究、理解、把握習近平總書記的經濟治理思想精髓，全面科學地分析、認識中國國情和歷史條件，更加自覺地掌握運用規律，學習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久久為功，為推動中國經濟跨越關口、建設更有活力更有秩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貢獻力量。（鍾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