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總量平穩增長 人口素質顯著提升——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二十

人口總量平穩增長 人口素質顯著提升
——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二十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人口總量平穩增長，人口素質顯著提升，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擴大的流動人口規模，持續提高的人口城鎮化水平，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了突出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人口發展的新情況新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決策，統籌謀劃，科學把握人口發展趨勢，積極有效應對風險挑戰，作出了人口均衡發展的重大國家戰略決策，促進了經濟社會及人口均衡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

一、人口總量平穩增長，人口發展特徵逐步轉變

（一）人口總量由高速增長轉向平穩增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總人口由1949年的5.4億人發展到2018年的近14億人，年均增長率約為1.4%。龐大的人口總量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人口發展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高速增長階段（1949—1970年）。新中國成立前，由於社會動蕩不安，經濟發展緩慢，醫療條件落後，人口增長受到抑制。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醫療改善，為人口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基本保障。從1949年到1970年，我國人口由新中國成立時的5.4億人增長到8.3億人，二十年左右凈增2.9億人。除1960—1961年由於自然災害等原因，人口出現了短暫的負增長外，這一時期各年人口增長率普遍在2%以上，部分年份接近3%。

2.有調控增長階段（1971—1980年）。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速出現明顯下降，增長率由1971年的2.7%迅速下降至1980年的1.2%。但由於人口基數較大，1971—1980年的凈增人口數仍相當可觀，全國總人口由8.5億人增加到9.9億人，凈增1.3億人。

3.增速回升階段（1981—1990年）。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施了十分嚴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於新中國成立後“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育年齡，人口增長率出現短暫回升，在1987年達到峰值1.7%。這一階段全國總人口由1981年的10.0億人增加到1990年的11.4億人，凈增1.4億人，年均增長1585萬人，略高於1971—1980年的1497萬人。

4.平穩增長階段（1991—2018年）。由於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以及人們婚育觀念的轉變，1991年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穩步下降，最終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穩。1991—2018年，我國人口年均增長878萬人，進入21世紀以來年均增長711萬人，人口總量壓力有所減輕，結構問題逐漸成為新時代關注的焦點。

（二）人口再生産類型兩次轉變。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國家人口政策的變化，我國人口再生産類型發生了兩次轉變。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口出生率為36.0‰，死亡率高達20.0‰，自然增長率為16.0‰，平均預期壽命僅為35歲，屬於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型人口再生産類型。新中國成立後，社會環境恢復和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衛生事業逐步發展，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0.8‰，自然增長率升至23.2‰，人均預期壽命升至57歲。伴隨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中國人口再生産類型較快實現了第一次轉變，進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過渡型階段。

進入20世紀7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産類型開始出現以出生率下降為主的第二次轉變。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一直保持較高的生育率水平，1949—1969年，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為5.8，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平均為33.9‰和20.8‰。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生育水平迅速下降，至1977年，總和生育率下降到3.0以下，上世紀末，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出生率降至15‰以下，自然增長率降至8‰左右，2018年人均預期壽命為77歲。我國人口再生産類型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與現代經濟發達和較發達國家類似。

人口再生産類型的轉變導致了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7.0%，0—14歲人口比重為22.9%，老年型年齡結構初步形成，中國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1.9%，0—14歲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將加大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壓力，減弱人口紅利，持續影響社會活力、創新動力和經濟潛在增長率，是進入新時代人口發展面臨的重要風險和挑戰。

（三）生育政策適應人口形勢變化不斷完善。

新中國成立後，過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帶來人口激增，給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196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增長。20世紀70年代，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提出“晚、稀、少”人口生育政策，我國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已初現端倪。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人口衝破十億大關，實施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生育政策刻不容緩。1980年9月，我國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出臺。1984年4月起，逐步形成城市“一孩”、農村“一孩半”，少數民族和個別人群有照顧的，城鄉間、區域間、民族間存在差異的生育政策體系，這一生育政策體系基本延續到2013年。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緩解了人口總量的壓力。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社會轉型速度加快，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很大轉變，出生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結構問題成為新的挑戰。立足新時代，應對新問題，黨中央、國務院科學把握人口發展規律，適時調整生育政策，促進人口均衡發展。2013年11月15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開始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生育政策。2015年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2016年和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人和1723萬人，明顯高於“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1644萬人的水平，政策效果顯著。

二、“人口紅利”助推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人才紅利”鋪墊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勞動力總量巨大帶來的人口紅利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隨著我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成為長期趨勢，人口紅利因素逐漸減弱，而由人口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提升帶來的“人才紅利”，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

（一）勞動年齡人口仍具潛力。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我國人口出現了一段時期高增長。進入70年代後，在大力推行計劃生育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實現了人口生育水平從高到低的轉變，由無計劃自發的高增長時期步入有計劃可控制的增長時期，但由於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全國人口總量一直保持著持續遞增的態勢。與之相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也在不斷擴大。1953年全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3.10億人，1964年為3.53億人。改革開放以後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分別為5.67、6.99、8.08和9.16億人。1982—1990年，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了23.2%；1990—2000年的10年間，增長了15.6%。進入2000年以後，2000—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了13.4%，增速低於1990—2000年的10年，但龐大的人口基數帶來的絕對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觀。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達到峰值9.22億人，之後增量由正轉負，總量進入減少階段，2018年為8.97億人，仍保持近9億人的規模，勞動力資源絕對量依然龐大。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人才培養，隨著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知識技能水平不斷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剛剛超過8年提高到2018年的10.63年，為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提供了堅實人力基礎，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了強有力人才支撐。

（二）人口受教育水平顯著提升。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實現了從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源大國的歷史性轉變。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口素質十分低下，全國80%的人口都是文盲，適齡兒童小學入學率不足20%。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國家實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質的飛躍。1982年全國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7.2%，1990年佔9.4%，2000年佔14.7%，2010年達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現穩步提升態勢。尤其是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顯著提高，1982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僅有0.6%，1990年為1.4%，2000年上升到3.6%。1999年教育部出臺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高校招生規模快速增長，高學歷層次的人才不斷增多，2010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為8.9%，比2000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2018年達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51個百分點。此外，我國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8年的9.26年，增幅將近80%。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掃盲教育在經歷初步發展、調整與更新等一系列發展歷程後，文盲人口的佔比明顯下降。粗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降到了2018年4.9%。總體來説，我國人口文化素質的提升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同時經濟社會的發展又為人口文化素質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走向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三）人民健康狀況持續改善。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醫療衛生投入快速增長，公共衛生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不斷完善，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的身體素質日益改善，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1949年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僅為35歲，1957 年達到57歲，1981年上升到68歲。三十多年間，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高了30多歲。1990—2000年這10年間，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從68.55歲延長到71.40歲，增長2.85歲。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快速提高，醫療衛生條件顯著改善，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先進醫療服務體系覆蓋面不斷擴展，2010年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了74.83歲，比2000年延長3.43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衛生事業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大，重大疾病防治成效顯著，2018年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了77歲。

與此同時，婦幼保健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大幅下降。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嬰兒死亡率高達200‰，1982年為34.7‰，2018年下降到6.1‰。新中國成立之初孕産婦死亡率為150/10萬，1991年為80/10萬，2018年下降到18.3/10萬。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源保障，也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質量。

三、流動人口規模顯著增加，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提高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形勢中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人口空間分佈的劇烈變動，人們在不同地區之間頻繁移動，形成了規模龐大，由鄉村向城鎮、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的人口大潮。流動人口加快了城鎮化進程，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條件，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流動人口規模顯著增加。

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近30年間，受經濟發展、社會環境以及戶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我國人口流動現象並不普遍，這一階段的人口遷移大多是在國家政策指導下有計劃進行，大部分遷移人口連同戶籍關係一起變動，人戶分離的流動人口比例很小。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流動人口出現迅猛增長，規模不斷擴大，佔全國人口比重快速上升。1982—1990年，我國流動人口逐年增多，從657萬人[1]增加到2135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從0.6%增長到1.9%，平均每年大約增加185萬人。1990—2014年，流動人口進入快速增長期，2000年已經超過1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9.5%；2010年為2.21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6.5%；2014年，我國流動人口達到峰值2.53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8.5%。20多年間，流動人口數量增加了2.3 億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萬人。2015年以來，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進城落戶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響，流動人口雖然逐年略有減少，但仍保持在2.4億人以上的規模，相當於每6個人中就有1個流動人口。快速增加的流動人口促進了産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對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顯著貢獻，流動人口聚集度較高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成為經濟發展最活躍、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

（二）流動人口聚集程度明顯上升。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省際人口流動是由東部向中、西部，由內陸向邊疆，由人口稠密地區向人口稀疏地區移動。1950—1982年，年均凈遷入人口最多的地區依次為黑龍江、安徽、貴州、新疆、陜西、內蒙古等，大多為西北、東北等邊遠地區；年均凈遷出人口最多的地區依次為山東、廣東、上海、江蘇等，幾乎都是東部地區。

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口遷移流向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由於遷移政策的鬆動和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率先發展，東部地區大批前期遷出人口逐漸回流，同時又吸引了大量新的流入人口，導致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地流向東部沿海城市。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主要流向東部沿海地區的總趨勢依然未變，東部地區吸收了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52.9%，遠遠超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比2000年提高1.3個百分點。從流入地看，流動人口數量排在前3位的地區依次為廣東、浙江、江蘇，分別吸收了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14.1%、7.6%、7.0%。與此同時，隨著西部開發、中部崛起等政策措施力度的不斷加大，沿海産業陸續向內陸地區轉移，中西部地區發展明顯加速，對人口和勞動力的吸引力有所增強。2010年，流入西部地區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22.1%，比2000年增長0.7個百分點；流入中部地區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17.7%，與2000年基本持平。

隨著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化格局持續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續加大。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哈長、中原、關中平原、蘭州—西寧等城市群將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動人口。

（三）城鎮化水平大幅提高。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鄉村振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改革開放前，由於人口就業壓力巨大、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等方面的現實國情，城鎮化進程較緩慢。1949—1978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個百分點。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快速提升，成為中國發展中的一大奇跡。1978—2018年，全國總人口增長1.5倍，而城鎮人口增長4.8倍；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17.92%增加到59.58%，平均每年提高1.04個百分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城鎮化建設，明確提出實施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短短幾年間，涉及十幾億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人口管理向自願落戶和自由流動邁出了一大步。戶籍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從2012年的35.33%、52.57%提高到2018年的43.37%、59.58%，戶籍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1.03個百分點。截至2018年，大約有9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城市功能和宜居性穩步提升，城市産業就業支撐能力不斷增強，城市居住水平大幅改善，2013—2017年，全國棚戶區改造累計開工2645萬套，通過城中村改造推動1200多萬農民就地轉為市民。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力總量充裕、人口素質顯著提升，但也面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等風險挑戰，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為主線，強化人口發展的戰略地位和基礎作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基礎和持久動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鑄造新的輝煌。

注：[1]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界定流動人口的時間跨度為“一年”，1995年及以後的1%人口抽樣調查和普查界定人口流動的時間跨度為“半年”。

（國家統計局人口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