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們談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更多是強調一種發展理念。如今，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這已成為一種現實，因為高增長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如此分析綠色發展的緊迫現實。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決策層連續強調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態”的基調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思路成為新的發展主線之一。

　　過去30多年來，在我國傳統經濟模式的高速增長下，一方面，資源、環境承載力已接近甚至達到上限，規模驅動的神話不再。2014年，全國有30個省份經濟增長未能達到預期增長目標，傳統資源大省經濟尤為艱難，為改革開放以來所罕見；另一方面，作為世界主要碳排放國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會上，中國向全世界作出“中國到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諾。　　

　　這意味著，倒逼經濟轉型綠色發展的深層次變革，已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大勢所趨。對此，李佐軍認為，此次變革的難點和關鍵，就在於改革以GDP為利益導向的考核機制。“要真正把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和生態效益等指標考核權重的政策落到實處，將考核的指揮棒扭轉過來，才能引導各個主體真正關注踐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開啟低碳綠色增長時代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能源消費量剛剛超過6億噸標準煤。不到20年，這一數字就翻了一番多，在2000年達到14.5億噸。而後到2013年，這一數字又翻了一番多，飆升到37.5億噸。目前，中國的GDP約佔全球的12%，但是，能源消費量已超全球的五分之一，碳排放量接近佔全球的30%。

　　事實上，從資源稟賦而言，中國並不是一個條件優越的國家。譬如，石油、天然氣這樣的戰略性資源，人均佔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即使是儲量最豐富的煤炭資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進入2012年後，高增長、高耗能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生態危機，愈演愈烈之下又産生了新壓力，霧霾形成的公共環境惡化問題受到全球關注。相關專家以首都為例介紹説，從2013年開始，北京啟動5年投入1萬億元治污的計劃，佔未來5年北京新增GDP的10%。

　　十八大創造性地提出生態文明的理念，正是對環境領域嚴峻形勢的呼應，生態建設被列入中央治國理政的五大佈局之一，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在此背景下，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式道路已走到盡頭，中國發展調整正在從增量擴張為主，轉向盤活存量與做優增量並舉。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評價説，與之前單純追求財富、GDP的血拼式競爭不同，新常態下進入了權衡的物質主義時代。即“儘管‘致富’還是我們的一個目標，但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政策目標，還要考慮資源、環境、民生等問題。”

　　因此，“綠色發展是應對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經濟下滑、走出這次經濟低谷的需要，在轉方式調結構的要求下，綠色發展可以扮演培育新的增長點的角色。”李佐軍説：“印鈔票、發債券、放鬆信貸、降低利率、政府大規模投資、搞各種大項目都不是解決危機的根本辦法，有的甚至為下一輪危機帶來更大的隱患，只有通過研發和應用綠色技術，培育新的綠色經濟增長點，推進綠色發展，才是出路。”

“綠色發展”關鍵在發展　

　　綠色轉型的夢想令人憧憬，但是中國當下和未來很長一段時期的難題是，在工業化尚處於深度調整的時代背景中，如何把握好經濟增長與環境資源保護的平衡，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順利地走過轉型的獨木橋，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金碚的觀察中，中國大多數地區都還沒有形成深厚的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基礎，距離發達工業國家標準還有很長一段路程。

　　如果將視野放寬到整個經濟領域，儘管中國已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無論是人均GDP還是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在世界上處於中下等水平。金碚按照經濟增長趨勢預估，中國實體經濟和工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大約還需要二十年，才能在財富總量上達到美國和日本的水平，而人均物質財富擁有量差距更大。

　　正是如此，在前不久“綠色低碳發展變革力”年會上，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提醒，所謂綠色發展、清潔發展，關鍵一條是要發展，但是不能再拼資源、拼環境，而是著力提高增長的質量。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深以為然，他説：“綠色低碳發展不是限制發展，而是以新的模式重塑經濟。低碳同樣可以通向富裕和現代化。”

　　歐洲和日本都是成功的案例，它們均以人均能耗只有美國的1/2，碳排放只有美國的1/3到1/2的條件，實現了和美國同等水平的現代化。為此，金碚認為經濟新常態下的工業轉型，絕不是“去工業化”，而是強工業化，“即實現工業發展的綠色化、精緻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務化。”

“碳生産力”如何提高　

　　方向既然明確，下一步在於抵達目標的路徑。李佐軍以“碳生産力”的概念提供了一種簡明的思路，也即碳生産力=GDP或者國民收入/碳排放量。推進綠色發展即要減小分母，擴大分子。

　　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採取包括能源結構的優化和能源效率的提高、産業結構的優化、發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築等一系列途徑。他指出，其中能源結構調整是重中之重。

　　目前，中國傳統化石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仍然高達90%左右。“新能源比重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新能源發展的成本偏高，原因之二是傳統化石能源的壟斷限制了新能源的發展。”李佐軍分析説。

　　按照中國目前的計劃，即使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只到15%左右，構成這15%的能源則包括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多位受訪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需要提高傳統化石資源能源價格和環境損害成本；另一方面，則需要對節能環保産業給予更具實質意義的支持。國際節能環保協會秘書長李軍洋進一步闡釋，節能環保不僅是産業、技術、項目，更是綠色低碳轉型的構成要素。“環保是一門經濟，不能被動防治、做消防隊，我們要主動出擊。”他説。

　　與減小碳排放量相比，擴大綠色GDP更為艱難。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的發展模式依靠犧牲環境製造了巨大的GDP，同時又將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計入GDP。因此，新常態下，保持國民經濟增長，提高收入水平，倒逼地方要更多地依靠技術革新、産業升級等新的方法。　

　　正如金碚所言：“中國産業要從追求規模轉向‘登峰造極’，即力爭在每個行業、每一個環節上，都要造出世界最好的最精緻的産品，佔據産業技術制高點，‘登峰造極’的産業必定是綠色化的産業，這才是産業升級的目標。”

價值導向是轉型成敗關鍵

　　在李佐軍看來，手段只是為目標服務的，在某一個時期內，哪種手段能夠儘快實現目標，就使用哪種手段。就推進綠色發展來説，無非主要有行政和市場兩大方式。

　　“中國特色管理行政體制決定了在現階段，在某些領域行政手段是比較有效的，譬如在節能減排領域就如此。”李佐軍説，“行政手段有較大的副作用和後遺症，從長期看，還是要更多地使用市場手段，但是這需要有一個過程。”近年來，市場手段的方式已經開始起步，在某些領域，有明顯成效，譬如，碳交易、水權交易等在一些地區就實現了比較高的效益。

　　當然，從根本上改變現狀，還需要考核的轉向。李佐軍以為，沿襲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巨大的歷史慣性，轉變發展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以GDP為導向的考核機制尚需時日。

　　近年來，實踐中已呈現出積極變化。前不久，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接受一家境外媒體採訪時表示，他現在更關心環境數據，“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空氣質量數據，晚上睡覺前也一定要看一下。”今年初，上海宣佈將經濟工作的重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創新驅動發展上。

　　受訪的專家一個共同的觀點是，只有進行制度的改革，扭轉長期形成的“GDP增長主義”價值導向，才能真正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起飛。李佐軍一直認為，解決綠色低碳發展需要制度變革、要素升級、結構優化“三大發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改革，後兩者是被動的變量，都依賴於前者”。（李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