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辦就《關於加強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有關情況舉行新聞發佈會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佈廳舉行新聞發佈會，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介紹《關於加強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發佈會現場 中國網 宗超 攝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 襲艷春】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歡迎大家出席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佈會。最近，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加強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全文刊發。為了幫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相關情況，今天我們非常高興的邀請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女士，請她向大家介紹《意見》的有關情況，並回答大家的提問。出席今天發佈會的還有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庭長宋曉明先生。下面先請陶凱元女士作介紹。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 中國網 宗超 攝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陶凱元】各位新聞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新年好。

長期以來，廣大新聞界的朋友宣傳知識産權司法，為知識産權司法保護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借此機會，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對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也期待各位對知識産權司法保護事業和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工作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更大的支持。

昨天，“兩辦”于2月6日印發的《關於加強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全文發佈。下面，我簡要介紹一下《意見》的有關情況。

2017年初，中央深改組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負責起草《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專門的起草小組，開展廣泛深入的調研論證。多次徵求中央和地方各有關方面的意見，反復溝通協商，爭取最大共識。經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會議討論修改後，形成報審稿，層報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2017年1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這一重要文件。

《意見》是“兩辦”印發的第一個專門面向知識産權審判的里程碑式的綱領性文件，確立了新時代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改革目標和重點措施，夯實了知識産權司法事業的理論、制度和組織基礎，為新時代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司法事業的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對於全面加快我國知識産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第一，《意見》的出臺是維護科技創新利益的客觀需要。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作為對創新的産權制度安排和激勵機制，知識産權制度是創新原動力的基本保障。司法是保護知識産權最有效、最根本、最權威的手段。《意見》將“樹立保護知識産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作為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將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新熱情，推動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二，《意見》的出臺是強化知識産權保護的重大舉措。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專利法、著作權法的執法檢查報告指出，知識産權維權領域存在“舉證難、賠償低、週期長”等問題。《意見》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加強頂層設計，以完善知識産權訴訟制度為基礎，以加強知識産權法院體系建設為重點，以加強知識産權審判隊伍建設為保障，著力破解影響和制約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全局性、體制性、根本性問題，大力提升知識産權司法公信力。

第三，《意見》的出臺是發揮知識産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必然要求。

司法在知識産權保護中發揮主導作用，是司法本質屬性和知識産權保護規律的內在要求，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是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方式。《意見》的出臺，將進一步強化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穩定性和導向性，為行業發展提供指引；將進一步強化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實效性和全面性，切實滿足權利人的正當保護需求；將進一步強化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終局性和權威性，彰顯法治精神。

第四，《意見》的出臺是推動知識産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意見》以審判體系現代化、審判能力現代化為兩大抓手，積極構建資源優化、科學運行、高效權威的知識産權專門化審判體系，努力造就政治堅定、顧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術並具有國際視野的知識産權審判隊伍，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知識産權司法事業的新要求新特點，努力將中國法院打造成當事人信賴的國際知識産權爭端解決“優選地”。

《意見》包括五個部分，涉及十二項具體措施，是黨中央對全面深化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改革作出的重大部署。人民法院一定把狠抓落實作為重大的政治責任，聚焦知識産權審判工作的差距不足，聚焦深化改革中的新情況新問題，聚焦補齊重大制度短板，真正把功夫下在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以釘釘子精神把知識産權審判的各項工作做實做細做好，切實把改革的成效體現在辦案質效和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上，確保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下面，我的我的同事們願意和各位就有關問題進行交流。謝謝大家。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主持發佈會 中國網 宗超 攝

【襲艷春】感謝陶凱元女士的介紹，陶院長對媒體也很熟悉，包括剛才給大家介紹，為大家準備的新聞的素材，相信也為大家報道好相關方面的內容會提供很好的幫助。我還了解到，陶院長也特別邀請到最高法院知識産權庭的兩位副庭長來到發佈廳。我也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樣一會兒我們的互動的過程包括會後大家有感興趣的問題也可以和他們交流。他們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副庭長王闖先生和林廣海先生。

下面進入答問環節，按照慣例提問前通報一下所在的新聞機構。請大家提問。

【中央電視臺記者】您剛才提到司法標準統一的問題，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最高審判機關是如何確保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統一的？謝謝。

【陶凱元】謝謝這位中央電視臺記者的提問。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司法標準的統一對於整個法治的發展和保障非常重要。我們經常講，如果同案不同判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會讓人民對法律後果沒有一個可預期性。最高人民法院，作為中國的最高審判機關，如何確保司法標準的統一，我們主要是從以下方面做工作。

首先，我想強調的是法律的價值是什麼，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規則的作用。“規則社會”，就是任何人都必須按規則行事，我們正在向著規則社會邁進。所以，法律的價值就是讓人們形成一種規則的意識，什麼事情都按規則辦。作為法官和法院，作為一個裁判者，就要保證這些規則的統一的執行，使人們對法律後果和法律規則的後果有一個穩定的預期。

其次，人民法院主要通過以下三種途徑保證司法統一：

第一，通過案件的審理保證裁判統一。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最高審級，主要有幾個途徑審理案件：一是二審。一審案件如果在高級法院，二審就高了最高法院。二是申訴案件，申請再審案件，二審已經在高院了，但是當事人不服，可以申請再審。三是再審案件，再審的案件就到了最高法院。這三類案件到了最高法院之後通過二審或者上訴案件、再審案件以及申訴案件的審理，可以糾正下級法院的一些裁判不統一的問題，通過案件的審理來規範和監督指導下級法院統一裁判標準。

第二，及時制定司法解釋。一個重大的法律頒布以後，我們都會配套跟進司法釋，由於法律的一個特點是具有原則性、普遍性。所以，這個時候最高法院要發揮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制定司法解釋。司法解釋制度確定以來，最高法院制定了知識産權的司法解釋已經達到36件，當然今年我們還有很多司法解釋。現在，排在計劃單上的司法解釋知識産權大概有十余項，每年想推出大概三到四項，穩步推進知識産權司法解釋制度。這樣司法解釋制度的出臺，為推動知識産權法律的準確、有效實施提供了一個規範，也讓下級法院在實操方面有依據，就是怎麼樣把法律準確運用。

第三，適時制定司法政策。我們在早些年根據不同的形勢發佈過很多司法文件，在這裡給大家重點介紹兩個：一是2016年7月在南京召開了全國知識産權審判工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新的司法政策，就是我們所説的“十六字方針”。“十六字方針”一是司法主導。二是嚴格保護，對知識産權要實行嚴格保護制度。三是分類施策。因為我們知道知識産權有很多種，每一種知識産權的保護是不一樣的，對哪種知識産權該怎麼樣進行保護。四是比例協調。知識産權很有意思的現象，衝突與平衡，發生糾紛以後就發生了衝突，在案件審判裏我們要做比例協調的平衡，該賠，怎麼賠、賠多少，所以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技術性問題。

去年4月份，我們首次發佈了《中國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綱要（2016-2020）》，這是最高法歷史上第一次五年規劃和《綱要》。《綱要》全面總結和歸納了過去30年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成功經驗，也系統地提出了未來五年知識産權保護工作的主要目標和具體舉措。應該説它會給整個知識産權審判體系更加的完善和審判能力走向成熟提供很重要的指引。這個《綱要》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在去年發佈的時候有的記者也參加過，當時是宋庭長主持和回答記者提問的。

第四，發佈知識産權指導性案例。指導性案例是很有趣的話題，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在這個話題討論。案例制度成立以來截至2017年底，最高法院一共發佈了92個指導性案例，其中涉及到知識産權的佔了20個，算了一下大概超過1/5。92個案例裏就有20個知識産權的指導案例，可見知識産權指導案例的份量之重，這個比例是很大的，這種指導性案例當然也為下級法院統一裁判標準提供了依據。

第五，不斷加強對知識産權法官的培訓和教育力度。我們非常自豪地告訴大家，在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有一支非常優秀的專業的法官隊伍。我們隔一年就要評選一次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獲得這個最高審判業務榮譽稱號的法官當中，知識産權法官佔的比例也是相當高的。我忘了統計具體數字，應該超過10個以上，我們在座的就有知識産權審判業務專家，我們的副庭長就是這方面的業務專家，還有一位李劍同志也是，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宋魚水也是審判業務專家。有這樣一支隊伍的保障也是很重要的。

我從這五個方面回答您的問題。謝謝。

【新華社記者】剛才提到“案例指導是統一裁判標準的重要方式”，《意見》提出要完善知識産權案例指導制度，我們知道判例法是英美國家的特色，在中國，案例指導制度又是如何定位的。

【陶凱元】謝謝你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有些記者挺困擾，説中國是成文法國家，英美是判例法國家，為什麼我們有案例指導制度這樣的説法。不論是西方的判例法國家還是中國這樣的成文法國家，其實對判例或者是案例的編撰都是非常重視的，因為整個案例或者是判例的匯總、編撰、發佈對於司法裁判和法學教育，因為有很多是學法律的，要在學校裏學案例，不僅僅學理論。我在大學當過很多年的老師，給學生講課肯定不能只講理論的，説第一條是什麼第二條是什麼；或者第一個原理第二個原理，大家覺得這樣是空洞的，我們要通過案例講學，你講每一個案例的時候就在想後面的條文是什麼。當我成為一個法官的時候，我這個感覺更加深刻，每看到一個案例都會想這個案例後面的條文，它的法律和基礎是什麼。所以它對司法的裁判、對法學的教育，甚至是國家的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當然我們的叫法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他們叫判例，我們叫案例，這一字之差表明我們兩者是不一樣的。判例是約束力，有一個判例以後後面的案子就要跟著它做，不能不一樣，但是我們叫案例，而且叫指導性案例。指導性案例就是要參照執行，區別在這裡。

從2010年1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正式建立起規範化的案例指導制度。在案例指導制度裏最有價值的就是，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從2010年11月開始，一共發佈了92個指導性案例。大家感覺並不太多，因為我們都很慎重，每一個案例都要通過審委會討論，都要反復討論，確定這個案子是有指導性案例的，我們才能發佈，所以到現在發佈了92個。這種指導性案例我們要求下級法院在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請大家注意這四個字，但是我們並沒有説它具有約束力。大家關注一下北京知識産權法院，他們的判決書經常會引用指導性案例進行説理，本院認為部分會引用指導性案例，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在知識産權這一塊以外，除了剛才介紹的20個指導案例以外，我們還建立了多樣化案例指導制度。如果大家採訪過426的新聞發佈會，我們在每年426宣傳周開始以後都會有一場新聞發佈會。在這樣的發佈會上，每年都會公佈知識産權十大案件和五十件典型案例。

我們主要是把具有共性的法律規則提煉出來，特別是解決疑難複雜和新類型案件提供參考。此外我還要給大家推薦一個，在2015年4月北京知識産權法院設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案例指導研究北京基地，我們設立了三個基地，在北京重點研究指導性案例，讓他們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他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家有興趣可以專門到北京知識産權法院採訪。謝謝。

【新華社記者】我從國際傳播對外的角度來看，隨著中國現在科技的進步，跟美國和歐洲這些大國科技領域包括知識産權領域的競爭和合作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聚焦一下問題，就是中國和美國、歐洲這些先進的大國之間如何進行更好的競爭和合作？怎麼樣在此基礎上更好保護知識産權，也保護他們的知識産權？

【陶凱元】我簡要回答一下。中國和西方的知識産權制度應該説既有相同性，又有差異性。我們加入了WTO，也加入了相關的公約，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公約就叫TRIPS協定，對知識産權熟悉的人都知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簡稱為“TRIPS”。加入這個協議之後，中國嚴格按照這個協議進行立法、執法和司法。到現在為止，中國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國特色的知識産權法律體系和制度，這是從立法層面來講。基本上我們該有的知識産權各方面的法律都有了。

同時，在執法和司法領域我們也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司法方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從我剛才介紹的情況就已經知道了。但我們的制度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所以我們叫中國特色知識産權制度，有它的特色。包括在整個知識産權司法改革裏，剛才介紹到北京知識産權法院，實際上我們建立了三個知識産權法院，北上廣三家知識産權法院，這是西方國家可沒有的。美國也好，其他的國家也好，他們都只有一家國家層面的法院。

您講到的科技創新怎麼幫助企業的問題，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在來最高法院之前曾經在廣東省知識産權局當局長，當了六年。從政府的層麵包括商務部在內都在積極的思考，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裏面有很多知識産權的問題。比如我們參加展會的時候就遇到很多知識産權的問題，我們一進展會他們就説這個東西侵權，要求撤架或者怎麼樣。所以，海外知識産權的援助和有關的機制的建立，我認為是重點思考的問題。將來在司法審判裏、司法解釋裏都會給企業提供更多這方面的幫助。我們在制定司法解釋的時候，也會聽取代表性企業的意見，看看他們有什麼重大利益需求和訴求，我們也會吸收他們的意見。希望通過這樣的多渠道為科技創新、為企業“走出去”提供知識産權的幫助。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庭長宋曉明 中國網 宗超 攝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庭長 宋曉明】我補充一句。中國加入了很多國際公約，包括雙邊合作的一些司法方面的備忘錄。首先，中國政府是嚴格遵守我們所加入或者是我們所承諾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第二，在司法審判中，我們始終堅持平等保護原則。第三，中國所作出的司法判決全部公開上網，實現公開和公正。從近五年來全國法院系統受理的知識産權案件來講，涉外案件比例是比較高的，大概在20%左右，尤其是涉及美國和歐盟，特別是美國的知識産權在涉外案件中所佔的比例比較高。我們歷來都是倡導公開公平平等保護等原則。謝謝。

【襲艷春】問到了國際合作方面的問題，今天有一些外國媒體也來到現場，大家有沒有感興趣的問題要問。

【陶凱元】我們特別希望外國媒體跟我們交流，特別歡迎。

【CATV中阿衛視記者】我在法律方面了解很少，所以我提的問題是比較簡單的。剛才聽到中國特色知識産權的理念，這個理念當中的“中國特色”一般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在知識産權方面您有沒有跟我們分享的國外的比較成功的案例影響到中國?

【陶凱元】中國特色的知識産權制度是和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脈相承的，是在這麼大的背景下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知識産權制度。既然講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含義是非常豐富的。中國特色法治道路，第一，堅持黨的領導毫不動搖，而且現在是非常響亮的回應。中國特色的知識産權制度肯定要堅持黨的領導毫不動搖。

第二，我們也肯定要借鑒西方的成功經驗。知識産權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到了中國大陸翻譯成為知識産權，我們有時候還在探討這個翻譯準不準。因為你看英文的“IP”，在我國台灣地區翻譯的是“智慧産權”。所以我們經常講知識是要保護的嗎？知識人類是共同的啊，應該是智慧。所以我們有時候説台灣的翻譯是不是更準確一點。知識産權法院應該就是借鑒和吸取西方成功經驗然後中國化的一個非常典型的表現。

國外成功的案例對我們有沒有借鑒呢，當然有。但我反過來告訴你，中國的很多知識産權案例反而是被國外充分的尊重和吸納。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案例就是我們王闖副庭長擔任審判長審理的騰訊和360不正當競爭的案件。這個案件在整個互聯網領域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這個案子判決以後，美國和歐盟都覺得我們的判決非常有意義。這個案子判決以後，美國和歐盟在相關案子裏面都承認和吸取我們的做法，我們為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和國際知識産權規則的確立要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模式，我們覺得我們有這個能力去做。當然西方成功的案例和經驗、做法我們也會充分的尊重和吸取。謝謝。

【法制日報記者】從新聞中了解到，美國兩大公司蘋果和高通將專利的官司打到北京市知識産權法院。這個新聞引發了很多關注，剛才聽您提到想打造當事人信賴的國際知識産權爭端“優選地”，我們靠什麼吸引當事人選擇中國的法院打知識産權官司。

【陶凱元】“優選地”這個説法不是我們心血來潮，也不是自封的，這是我們“四個自信”的充分表現。在2017年7月7號，有一個網站叫“美國外交學者”網站，有一篇文章叫“中國如何成為全球創新和知識産權的領導者”。它首先對中國知識産權法院的建設情況給予了高度評價，有這麼一句話，“由於司法程序快捷，中國現在也被視為知識産權訴訟較為可取的訴訟地”。“優選地”靠什麼？我套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話來説“打鐵還需自身硬”，靠的就是我們高水平的審判質效。我對我們知識産權法官隊伍是充滿自信的，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提高。在《意見》裏也提到了“要把加快知識産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要向這個目標邁進，作為改革的主要目標。下一步，要大力提高知識産權審判的質效，進一步提高知識産權法官隊伍的能力和素質。在我們的案件裏，收案案件平均在20%左右，北京知識産權法院已經高達30%，而且有時候雙方當事人都是涉外，他們覺得北京知識産權法院可信，而且北京知識産權法院的法官專業素質很高，所以30%的案件都是涉外，而且很多時候雙方當事人都是涉外。這從一個側面説明境外的當事人權利人比以往更加願意選擇到中國，尤其是到知識産權法院進行訴訟。

另外，我們在對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剛才講的第一個基地就是北京。下面，我給大家介紹第二個基地，我們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法院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國際交流上海基地”。這個基地從2014年9月份設立，到現在一共和5家國際機構、組織舉辦了多場高層論壇。第一次跟世界法學家協會，第二次跟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律師協會，第三次是跟歐盟駐華使團，第四次是跟世界知識産權組織中國辦事處。我參加了這四場，他們還有很多場，舉辦了多場這樣的會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還有一個要跟大家特別強調，我們跟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建立了戰略性的合作關係。在2017年5月，我們周強首席大法官訪問了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在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總部和他們的總幹事弗朗西斯·高瑞簽訂了合作備忘錄，建立了雙邊的戰略合作關係，目前這個合作正在縱深推廣和加強。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有能力、有自信，也有事實來證明中國已經日益為國際知識産權訴訟的“優選地”。

【襲艷春】時間關係最後一個提問。

【中國國際電視臺記者】陶院長剛才提到“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您之前也説了，一審幾個月、二審也幾個月，如果提高了這個效率，怎麼能保證質量，怎麼能達到平衡。

【陶凱元】審判質量與效率，我們經常簡稱為“審判質效”，在《意見》裏專門提到要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我記得小平同志説“科技是第一生産力”，對於法院來説什麼是第一生産力？我們叫“執法辦案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第一要務”。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提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所以我們要確保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效率，它是人民法院工作可以持續發展的生命線。通過一些數據來看看審判質效不斷提高的情況。

2013年全國法院一審案件100800件，到2017年這個數字達到213480件。什麼概念？翻了一番還要多。年均增長超過20%。在各類案件裏知識産權案件的增長速度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尤其是2017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標誌性一年，這一年是全國法院知識産權一審案件首次突破20萬件大關，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率達到40.36%，創歷史新高。但是知識産權法官的人數並沒有得到很大的增長，審結的案件數和結案數大幅上升了，再審率和改判發回重審率雙雙下降，這是良性循環。

通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化解大量的案件。同時在知識産權審判領域還引入了專業性人民陪審員，這樣使整個審判質效大幅提升。還有法官的專業性進一步提升對於整個審判質效提高也起了很大作用。謝謝。

【襲艷春】再次感謝陶院長非常精彩的答問，也謝謝宋庭長和兩位副庭長。大家還有關注問題，歡迎大家會後和最高法的新聞辦聯絡。今天的發佈會到此結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