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完善宏觀調控 引領經濟提質增效

2018-03-20 07:38 來源: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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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産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過去5年,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增長與質量、結構、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這與我國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著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2018年,如何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保持定力——

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在部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要聚力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要鬆緊適度。

“過去幾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減稅讓利,大大減輕了企業負擔,達到了增強經濟發展後勁和發展動力的效果。”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財政局局長苑廣睿説,從財政支出看,堅持保障基本民生和重點項目,把錢花在刀刃上,解決了人民群眾最關切的許多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認為,財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對高質量發展、動能轉換等方面的支持。同時,要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方向,需要繼續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而不是提供過量資金無所區分地促進增長。

“財政政策過去側重在支出方面擴大政府投資,如今會更加注重在收入方面減稅降費。”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李香菊説,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內涵相比以往有了較大變化,今年將繼續減稅降費,包括完善增值稅,按照三檔並兩檔方向調整稅率水平,重點降低製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稅率,提高小規模納稅人年銷售額標準。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於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有積極意義。”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商學院經濟學系主任楊德才認為,當前我國地方債務風險仍然較為突出。政府工作報告調低了赤字率,使其遠低於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線,實際上就是通過降低赤字率和地方政府負債率,來主動應對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政府工作報告在貨幣政策目標裏沒有設立M2的年度增長指標,也沒有設立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的具體指標。這是一個巨大進步,體現了國家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從過去依靠數量型調控向依靠價格型調控、市場規律調控轉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建議,今後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特別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更加堅定地重視市場規律的作用,更加重視價格杠桿的作用。

形成合力——

政策體系協同作戰 調控注重相機精準

近年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凸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遇到了不少兩難多難抉擇。面對這種局面,我國確立區間調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加強財政、貨幣、産業、區域等政策協調配合。這意味著,在今後的工作中將進一步強化政策工具的協同作用,形成政策合力。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溫娟表示,近年來,我國越來越注重加強頂層設計,做好政策的協同配合。例如,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治理已從各自“單打獨鬥”的模式逐步轉換到聯防聯控模式,三地資源共享,責任共擔,相互支持,不斷推動聯防聯控工作機制深化。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行長周振海表示,5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離不開宏觀調控的協同施策。正是由於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方向、力度、準度和時間窗口的把握準確,才能確保各項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范小雲認為,貨幣政策需要配合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要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等直接注入流動性,進行適時、適量干預,或通過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提供流動性;配合財政政策發行特種國債,協助管理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盤活、化解存量;通過設立機構,採取債務託管等干預措施,協助解決不良貸款和企業不良債務等問題。

鐘茂初委員認為,宏觀調控要找到各種調控手段的結合點,通過某一方面穩健的調控,起到多方面作用。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為例,直接減少了大部分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又不會明顯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和支出;同時還能夠間接地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促進企業提高效率,增加社會消費,促進消費對增長、特別是對服務業增長的作用。大多數勞動者及其家庭都能夠直接收穫到減稅政策的獲得感,也有利於提振全社會的發展信心。

重點發力——

統籌把握宏觀管理 力促實體經濟發展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宏觀調控應如何作為以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鐘茂初委員認為,一是經濟手段方面,應當更加有效地抑制虛擬經濟拉高資金收益率,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引導更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二是法律手段方面,在社會保障政策完善和保底的前提下,通過法律手段加快處置“僵屍企業”,盤活其佔有的資源和資産。三是行政手段方面,應通過改革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加速構建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周振海代表建議,在推進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應該堅定不移地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主要依靠市場化的辦法解決問題,出臺靶向性更強、可操作性更強的政策舉措,特別是對不同地區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要區別對待、精準施策,增強政策彈性,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

楊德才委員認為,當前要實現創新發展,培育經濟動能,一是要加快構建親清型政商關係,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把市場主體的活力動力潛力激發出來。二是降低企業稅負,讓中小企業能明顯感受到減稅降費帶來的好處。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然要提高供給體系質量,這就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諸多體制機制性問題,關鍵在於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在目前的市場體系建設中,生産要素還沒有完全實現市場化,政府應該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推動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劉尚希委員指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調控有必要探索向更具有前瞻性、長期性的宏觀管理邁進。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本質上更多是相機決策,解決的是經濟波動的問題。而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解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主要任務是圍繞結構優化來做文章,這就需要加強和完善宏觀管理,統籌把握。(記者 周劍 林火燦 周琳 陳果靜)


【我要糾錯】 責任編輯:石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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