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監管與去杠桿發揮綜合作用

專家解讀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
強監管與去杠桿發揮綜合作用

今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化引起廣泛關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9.1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2.03萬億元。6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8萬億元，比5月份環比多4180億元，比上年同期少5902億元。6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83.27萬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5個和3個百分點。

業內人士認為，今年以來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總體合理，但在一系列強監管、去杠桿政策的綜合作用下，新增規模逐步下降。

“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表外融資降幅明顯，人民幣貸款等表內融資雖有增加，但未能彌補相應的融資缺口，而這也是去年底以來一系列強監管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一數據的變化從一季度開始就表現出來。”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説。

具體分析，一方面，強化表外融資監管，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持續萎縮。從去年12月起，監管部門陸續下發了《關於規範銀信類業務的通知》《商業銀行委託貸款管理辦法》《關於進一步深化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通知》等文件，受此影響，信託貸款和委託貸款業務自今年1月以來明顯收縮，1月新增規模分別較上月降低1315億元和1790億元，此後幾個月基本都是負增長。

另一方面，票據承兌監管趨嚴，銀行表內的票據貼現融資超預期。今年以來，監管部門加強了對票據領域違規行為的執法力度，處罰上百筆，罰沒金額超7億元。5月，監管部門發佈《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的通知》，進一步要求銀行加強對票據承兌、貼現的授信管理，加強對票據轉貼現和買入返售業務交易對手的風險控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融資的增長。

同時，地方政府舉債受到嚴格規範，投融資放緩帶動社會融資規模下降。此外，今年以來，在去杠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整體流動性趨緊的大環境下，公司信用債違約現象有增多趨勢，4月中下旬至5月25日共有9家企業10隻債券出現違約，以前期債務高企的民營企業為主。受此影響，投資者對中低評級企業存有疑慮，信用債發行困難，5月企業債券融資由4月的增加3776億元轉為減少434億元。

今年4月底，備受關注的資管新規發佈，有人認為，資管新規的發佈也影響了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化。

對此，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認為，從調研情況看，新規發佈後，對5、6月份社會融資規模産生一定影響。但新規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銀行理財對非標資産投資、金融機構之間資管産品相互嵌套和相互提供通道業務的限制方面。資管新規的市場影響已提前釋放，發佈後非標投資規模基本穩定。

2017年以來，隨著各行業強監管政策的實施，金融機構已開始收縮表外資産規模。宗良認為，資管新規的制定從2017年初至出臺，歷時一年半，市場已有預期。新規發佈後，金融機構著手整改，嵌套類産品和通道業務規模延續下降趨勢，但並未出現斷崖式的産品收縮，銀行理財産品的非標投資規模也變化不大。截至5月末，銀行表外理財産品餘額22.3萬億元，較4月末減少5000億元，降幅2%，非標投資佔比15%，與新規發佈之前持平。

同時，資管新規從期限匹配等方面對資管産品投資非標資産進行了嚴格限制，使得房地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兩高一剩”等行業的重要融資渠道受阻，前期積累的債務風險加快暴露，信用違約風險上升。

業內人士認為，近期，仍有部分監管政策即將出臺，應審慎評估市場影響，合理把握出臺時機和執行力度、節奏，避免引發市場異常波動。（記者 王觀）